[游记]瑞金于都,血色行走从这里出发

踏访长征路：第一站--瑞金于都,血色行走从这里出发

2006-10-11 1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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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72年前的1934年10月10日，残阳如血，秋风瑟瑟。中共中央率8.6万余人的红色大军撤离红都瑞金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长征就这样开始了。“屈指行程二万”，两年之后，各路红军到达此次战略大转移的终点陕北。

长征之缘起是为突破敌方的围剿和封锁；长征之过程是不断突破敌方之围追堵截的过程；长征之胜利源于不屈不挠的突破；长征之精神就是突破敌人、突破自然、突破自我，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纪念长征的初衷和价值所在。

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在这个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时刻，本报记者兵分10路，奔赴长征沿途各省，选择长征中有着标志意义的10个地点，在历史和现实重合之处发回现场报道，为读者采撷来那一个个地理坐标鲜活的记录。

于都县城东门外的红军长征渡口

当年被敌机炸开的树依旧苍翠

长征第一山----云石山

像这样的革命遗迹在于都县城还有很多。

■本报记者王小波发自于都

十月的赣南依旧绿意葱茏，空气中浮动着稻熟的暗香。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到“红都”瑞金，一番指点江山，该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而时间回溯到72年前，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从这片他们熟悉的红土地上开拔，走的却是一条勇闯生命极限之路。

■挥别云石山

瑞金往西20公里，有一座怪石嶙峋、古木参天的小山，山上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工作的旧址。在中央红军长征前3个月，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险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迁到了这里，当时叫云石山。

1934年10月10日那一天和往常并没有显著不同。瑞金市田心村8岁的梁文炳还在村子里玩耍，他看见村里的祠堂前有五六匹高头大马，在这座老房子里他曾经见过那个叫朱德的人。在梁文炳的记忆中，朱德的眉毛是红色的，但并不吓人，第一次见他就觉得和蔼可亲。几年前，梁文炳还没记事时，父亲就参加了红军，转移走了，从此音讯全无。

那天红军吃完晚饭后，中革军委的驻地———北面的梅坑中学突然响起了号角声，朱德的部队都往那里集合。田心村的村民们这才知道，部队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

梁京春与梁文炳同岁，家住丰垅村，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就在离他家不远的云石山上。几乎同一时间，这支队伍也开走了。梁京春和母亲想见父亲一面，未能如愿，父亲是在之前不久参加红军的，为响应“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号召。没有人知道红军要走多远，几时回来。

红军离开，给苏区百姓带来的不仅仅骨肉分离之痛。“红军走后不久，以前被赶走的地主老财随着国民党军回来了，我家分到的田地又被地主收回去，连家里的粮食也全被抢光了。没办法生活，母亲到路上支个小摊维持生计，我就开始四处流浪要饭……”梁文炳回忆说。

身为革命烈士后代的丰垅村书记梁北京说，1934年长征之初，这个仅800多人口的村庄有一半以上的人随军长征。红军走后，丰垅村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弱村、寡妇村，而走了的人没有一个再回到家乡。在这个村，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73位。梁京春和母亲盼父亲回家盼了15年，解放后只得到一张烈士证书和60元抚恤金，像其他烈士后代一样，他们细心珍藏着这份革命烈士证书。

梅坑中学如今书声朗朗，仍然是一所初中，在这里执教20多年的丁俊老师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梅坑中学复课，在建新校舍时，拆掉了当年的中革军委旧址，现在我们只能从一张悬挂的指示牌上遥想当年这里的风物。

■于都河畔的驻留

9岁那年的那个重阳节，张丁发是在和母亲一起的找寻中度过的。他们所找寻的，正是已经参军一年的父亲。

张丁发住在于都县城东门外的古田村，过去这里叫直行村，他的父亲和3个叔叔参加了红军。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军，战马来回奔跑，传递着种种命令，从这种紧张的空气里，乡亲们读到了红军要远行的信息。

当时，张丁发的母亲揣着5双亲手缝制的布鞋，要交到丈夫手中。在这之前，和她丈夫一起参军的人中途回来告诉她，“你丈夫已经牺牲了”，但她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在红军渡河的各个渡口搜索丈夫的身影，一天，两天，三天，一无所获，也没见着一个小叔子，最后她把这些布鞋送给了5个陌生的红军战士。

与家属寻亲并没有形成呼应的是，很多红军战士路过家门口也没有进去看看。他们忙着安置伤员、补充兵员、征集粮食等，为长途行军做准备。老红军钟明到现在还后悔当初没有回到离渡口不远的家中看看，15年后，钟明再次回到家乡，发现家里一个亲人都不在了，全被杀害了。

红军在于都河畔短暂的休整驻留期间，有一个细节后来被称作奇迹，那就是30万于都人保守红军长征的秘密。事实上，红军的战略转移，普通群众并不知晓，底层的红军干部战士也不知晓。瑞金籍老红军黄家栋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是突围，用不了多久还会打回来。在红军上层，为迷惑敌人，也作了一番部署。在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各机构仍然以原名在正常运作，《红色中华》还在出版，宣传内容仍然是扩大红军、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苏区1.6万人的留守部队还在顽强阻击敌人。于都县委长征报道组的袁飞说，在离于都县城约20公里的井堂村，还组织了大型文艺汇演，唱了三天三夜的戏，项英等苏区领导人出席，借以迷惑敌人。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还讲述了当地群众为帮助红军顺利渡河架桥的感人场景。“过去，于都河沿岸的老房子都没有门，因为老百姓都把门拆下捐献给红军搭建浮桥了。”袁飞说。时任红军工兵营营长的王耀南在回忆录中写道，“老表们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材料是做什么用的，马上抽出来给我们送来。一个赵姓老表，听说要用木料，马上去拆自家南瓜棚，工作组的人说瓜没熟，不能拆，老表二话不说就拆了，还送来一担南瓜汤。一位70多岁的曹老头把棺材板送过来，战士不收，老人就急了……”在于都河60里长的河段，架起了5座横跨4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船排工人全力配合红军工兵，头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保证红军顺利夜渡。

从10月17日开始，红军5个主力军团、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等10个渡口过河。如今在一些电影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红军渡河场面：送别的火把照亮了于都河两岸，歌声回响在于都河上空，“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在东门渡口跨过了于都河。据康克清、伍修权和时任毛泽东警卫的陈昌奉等人的回忆录记载，起初的长征名单中并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并不想带上毛泽东，但这并不符合广大红军干部战士的意愿，所以当后来人们在队伍中发现毛泽东时，都长吁一口气：“有他在，我们就放心了！”

■我们欠苏区太多了

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这在客家人的生活里是一个分量较重的节日，于都河边的几棵大榕树下摆满了香烛。

对这样的场景，生活在共和国摇篮里的苏区人并不陌生。他们因那段峥嵘岁月而彪炳史册，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于都县银坑乡的曾华昌还记得，奶奶钟招子在世时每天晚上都要点亮一盏马灯放在村口，几十年风雨不辍。钟招子老人有10个儿子，8个儿子参加了红军，最后没有一个回来。老人点灯的目的，是要为儿子们照亮回家的道路。

在于都县的沙心、宽田、禾丰一带安置了大量红军伤病员。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施战略转移后，国民党部队卷土重来，实行“山要过火、石要过刀、人要洗脑”的白色恐怖政策，一些收留过红军伤病员的家庭受到血腥报复，仅沙心乡沙堂村一个村庄就有20多户人家遭遇灭门之灾。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老区人民的付出又何止这些？于都县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统计，当时于都有四分之一的人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有1万多人，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6200多人。长征出发前的两次突击扩红中，1万多名于都人参军。于都人省吃俭用支援红军，红军在于都集结期间带走的粮食，相当于当时30万于都人3年的口粮。主力红军出发后，在于都县内安置了6000余名伤病员，大量民工随军出征，许多人牺牲在途中，至今连名字都无法知道。

当时仅有24万人口的红都瑞金，11.3万人参加了红军，参加长征的就有3.5万人，占了中央红军总数的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