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潘宅“礼耕堂”旧话

从现今破旧外貌看去，人们绝难想象它即是清乾隆、嘉靖年间，被誉为富甲苏城的“富潘”（礼耕堂）祖宅。潘氏九世祖潘颖昌（字麟兆），自康熙五六十年间经商购置第一座宅第，之后其小辈以及胞弟潘颖发等，或建或置不同庭宅十三处之多。有谚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潘宅“礼耕堂”虽破归破，旧归旧，但其三处厅堂、六座门楼基本保存完整，今在苏州城内恐已屈指可数了。

说潘家上代有人做官，其实官衔不过“四品”，还是捐职候补的呢。而称“富潘”倒是名副其实。作为潘氏之后的我，能在今有生之年，经过多年寻访、印证，搞清楚家族史之“来龙去脉”，并重续自1919年迄今的“族谱”，这是一项费力耗时的工作，我把它称作“断代工程”，藉此我也对潘家经商发达致富“业绩”，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与理解。

苏州潘家纯系“民商”，查遍地方史志以及潘家所有的文字资料，几无详尽细载，多似“飞鸿踏雪”令人费猜，语焉不详。溯我九世祖潘颖昌20岁时（康熙四十五年），因家贫辍学，遂奉父命自立谋生。总算昼夜勤劳，惨淡经营，铢积寸累，家境渐裕而置卫道观前宅第。常年的劳累加上创业的艰辛，潘颖昌终于心力不支而于乾隆元年去世，年仅50岁。所幸潘颖昌的三个儿子都已接手经营，长子元忠（字炬执）从小随父持筹布算，是年25岁的他已能井井有条打理一切；次子元常（字士皋）21岁，性敏达而有才干，年13未冠时即遵父命赴浙治外；三子元纯（字锡斋）最为弟兄三人中“传奇人物”，年20时不问家事，性豪迈，好交友，笃诚信，曾因母责而携银千两单骑出门，经山海关到达辽、沈各地采集土产，返苏获利甚丰。由此忽发奇想，遂偕挚友汪佚一起携带吴地茶叶、丝绸等，辗转西藏远抵印度，换得金砂、药材、香料等（或可谓“国际贸易”），其时交通极其不便，穷山恶水，长途跋涉甚是艰辛，好在两公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初次顺利之后，竟大胆“执着”多次往返起来。

一次，两人自印度返回时，途遇西藏“土部”作乱，马帮人货俱遭掳掠，土匪看二人外貌猜是巨商大贾，欲挟一人留作“人质”进行敲诈，提出“取银万两得赎”。面临生死抉择，二人均怀侠义心肠，争相留下，最后汪佚急中生智，私下向匪谎称“他父已亡，我父健在，父子血脉相连；若吾父得讯儿子被绑，定会心急如焚重金来赎，所以还是留我……”匪果信，即命我祖父速回取银两“换人”。无奈生死攸关，祖父元纯不敢稍怠，日夜兼程离藏返乡；到家后即命总管火速携带银两进藏，再三叮嘱“务必要找到汪佚”，而他自己由于精神紧张加上路途劳累而病倒了。再说总管抵达川藏边界时，清军进山剿匪，战事正酣无法深入，于是只能就地“打探消息”，数月下来音讯全无，只能悻悻踏上归途。祖父闻悉恐汪“凶多吉少”，不禁大恸，连呼“余之过也，余之罪也，有何面目再见汪氏亲人啊？”从此，先祖立下两条规矩：一、潘汪两家世代联姻；二、岁末家祭同奠“汪三太爷”之位。如此家规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至今家族小辈中恐已鲜为人知。

自此不幸之后，先祖元纯从业北京，早于雍正末年，他在北京开设一家“瑞蚨祥”绸缎庄，乾隆年间渐已兴盛，京城皇族权贵渊薮，苏州丝绸备受青睐，绸庄生意十分红火。一日，从一位熟悉的王爷口中听得“某宫皇太后将不久人世”，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先祖马上返苏，贮备大量黑纱和白布运抵北京；没几天，果然皇太后去世，举国哀悼，黑纱、白布卖得告罄……没想到，一条无意中的“讯息”，竟让我们潘家“交运”又获一次发财商机。曾有人说潘家发财是个“谜”，外人包括家族子孙很少知详“谜底”，笔者是在童年时曾听伯祖父潘若梁亲述。伯祖父潘若梁系清末由朝廷选拔公派，至英国牛津大学法科留学的“苏州第一人”，学成归国经学部法政科考试得“优等”，宣统三年授予进士。乾隆十年，潘家经商已臻大富，由第二代潘元常仲季负责治外，乾隆廿二年至卅五年，曾在保吉利桥西堍建造占地16亩的宅园，园内亭台楼阁，水榭石舫一应俱全，并勒石为记；此宅园后被抗战中日寇炸毁一半……按建造时间推算，其“财源”当与“京城太后之殁”是连接得上的。

所谓“富潘”，历史上最兴盛时期，应该是潘氏第三代“传人”潘文起（字念熙，号青乔）那辈。潘文起生于清雍正十年，自幼诚实稳重，受家族耳濡目染，18岁即子承祖业主持家政，随家业渐庞大，更为勤勉，不敢懈怠。次年，又奉父命与其弟文模、堂弟文龙等，轮流前往京城辅佐叔父治业。潘文起事业兴旺证据有二：其一，乾隆四十八年至六十年，曾耗银30万两翻建卫道观前祖宅（扩至13亩）；其二，购置义田（含祭田）约四千余亩，并于嘉庆八年建造混堂巷内“荥阳义庄”（义房达数百间之众）。另外，散置于城区观东、东中市、阊门等处的商业门面房，更是不计其数（或有另册记录）。

距卫道观不远的大儒巷“别院”，原系“贵潘”家族所居，听说早于嘉庆年间转让我族，但其“转让过程”鲜为人知。而富、贵两“潘”同源出自河南荥阳，又于明代后迁居安徽大阜，最终又都在苏州定居。由此，乾、嘉年苏州民间“富潘”“贵潘”两大家族的形成，似乎并非偶然巧合。大儒巷潘宅后由潘文起四子（官太常寺博士）居住，宅内原轿厅门楼镌有“城东世庐”四字。从康熙四十五年先祖潘颖昌创业，延至其长孙潘文起一代为止，潘氏三代经商历时近百年遂成大业，“经商致富”实在也非容易，然而，潘文起后期却开始朝“仕途功名”发展，非但鼓励子孙为之努力，连他老人家自己也争取了一个钦赏“正四品”官衔，大概也算是“富”“贵”一生了。

潘氏家族事业有成之后，非常注重与“财”“势”阶级联姻，查看“族谱”可以发现，仅清代中后期与潘家结亲的，除了苏州状元门第外，还有常熟翁家、言子之后等等，甚至此后就再也看不到“商贾”记载了。对此，我想若非先祖有甚“苦衷”原因外，未免是有失公允的。抑或，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等级分明，唯“做官”荣耀，虽有“忠、奸、清、贪”之分；然商人再富，难免点头哈腰之辈，一声“奸商”总包括，商人的尊严长期被扭曲与蹂躏，于是，先祖以血汗之钱，买得一官半职的“虚名”。笔者手头有一份乾隆五十五年吏部议叙的“卖官价格”表，当时“卖官”银两全部充交国库，这恐怕也可算是清代皇帝的一大发明吧。“卖官”国有所得；“买官”家可保财，岂非两全其美？！先祖潘文起扩建老宅时年已64岁，于此颐养天年亦仅八年，其富贵一生幸逢乾隆盛世六十年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