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安昌古镇

之前去过苏州吴江的同里和浙江桐乡的乌镇，以及徽南的西递和宏村，但安昌还是特别的。如果硬是要作一番比较，似乎更接近乌镇一些。不过，这里不收门票，而且老镇里可以住宿，更随意一些。虽然同是夹河相望的一条长街，安昌更长些，檐街更多一些，但流水则是乌镇的清澈可爱。在绍兴没有时间乘坐乌篷船，想着在古镇补上，虽然船家都很热心，也都一如“宝麟酒家”主人所言，只收取五元，但看到水上漂浮着的垃圾，非但没有了兴致，甚至有些反胃。很多女人拿了大堆的衣裳，用盆子拨开水上的漂浮物，毫不为忤地搓揉、漂洗着衣物。偶尔也有人在河里洗刷痰盂，对着河刷牙，在河边清洗一只刚刚开膛的大鹅。街上的人家有时传出越剧或则绍兴大板来凑趣。不由得心里笑：这里曾是西子浣纱的古越国。

有河便有桥。安昌古镇的三里长街上共有十数座小桥，不乏明清年代的古物。“宝麟酒家”主人提到一位同济大学的北京姑娘，年年来古镇，吸引她的或许就是这些古桥？

“宝麟酒家”的主人沈宝麟算是安昌古镇上的名人。网上文字介绍，沈自称是安昌古镇的名片。

去“宝麟酒家”吃晚饭，时间已晚，只有两位从上海来的年轻人在长檐下吃饭。后来要离开的时候，大概已经九点半甚至更晚吧，来了一家四口、老少两对北京人，说是直接从萧山机场赶过来的。他们都是慕名而来。

沈宝麟很健谈，甚至有些饶舌。连他自己都说，性格更像北方人。其实，个头也像，大概有一米八。只一顿晚饭，就听他透露、或者说炫耀了这么些情况：

他于1954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警备部队的高级官员，相当于师局级，他在几岁上回到老家安昌。家里有老母、老伴，和两个女儿，平时住在镇外新建的一栋楼房里。只读过四年书（清华大学的教授称他为先生，他因此谦虚地会说不敢当），当年的小学同学投资五千万，在“宝麟酒家”对面建了一个寺，佛像开光之际派小和尚送了一把黄色的雨伞给他，现在还装在纸袋里挂在墙上。他会说绍兴话，也会说上海话，自然也会讲相当标准的普通话，会唱越剧、绍兴大板，乃至京剧和黄梅戏。有一次日本的一家电视台来采访，对方有人即兴唱了《拉网小调》，他便回以京剧片段。他的出名，是因为七年前的一次采访，至少曾经上过央视的“焦点访谈”，之后采访以及邀约甚多，其中03年应湖南卫视之请去过长沙，04年带上80岁老母免费上京，还因为山东卫视的节目去了青岛吃海鲜，并因为什么缘故去过连云港。至于到安昌古镇慕名而来者，更是络绎不绝，许多人是各地的莘莘学子，有人甚至每年必来，比如那位在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的北京姑娘。名人余秋雨先生的妻子马兰女士也来过，坐的便是店门口的那张八仙桌，“马兰是什么人？黄梅戏专家啊。我还在她面前唱黄梅戏哩。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沈宝麟的行头是一双布鞋，一顶乌毡帽，一袭因为尘垢而已然失去本色的白大褂，以及几撇花白的胡子。客人提出要求拍照，他每每欣然答应，还转身从什么地方抽出一根二尺来长的竹烟管来执在左手，右手捋起胡须，或者操起左边墙根桌子上的一只酒壶来，做饮酒状，摆起架势来驾轻就熟，随兴即来。“只要是客人，我都答应。我这个人很爽快的。记者来我还不理呢。”酒壶据说是家传的古物，壶身有几处凹陷，已经扭曲变形。操在手里沉甸甸的，却原来是灌了大半壶的黄酒，还有一些香气飘出来。而沈本人自称不抽烟，烟管只是道具，酒壶则兼作实用，因为他似乎喜欢喝黄啤酒----黄酒兑啤酒。

酒家是纯粹的家族经营，主力军是恬淡温和的大女儿和腼腆内敛的大女婿，以及沈默默寡语的妻子。不过，繁忙时段，沈自己也拿了椭圆的木盘，托了碟子送菜，拿酒，但算帐收钱似乎都是女儿、女婿的事情，点菜单是一叠大白纸，一桌一桌地挨着写。其实，桌子有限，四张八仙桌，其中一张上堆了杂志一类的杂物，另有三张长条桌，只有八仙桌一半大。

沈已经是当地的名人，但餐馆的经营，似乎一半沾了名人之光（慕名而来，远客云集），一半则受了名人之累（明码标价，少了赚头）。

镇上还有两家箍桶店，分别有一位老者在忙乎，做的多是毛竹器，比如茶壶、水杯。还有一家麻衣看相的店，门框边的墙根立了块牌子，大门敞开着，一个长发道士装束的人坐在长桌后，手里握着一管大笔，眼睛则不停地睃着街上走过的人。不曾看到有人问津。有一间布鞋店，一位老者坐在门外的小竹椅上，伛偻着背，有条不紊地纳鞋底，目不斜视，街上人物却尽收眼底，看见游客举起相机，便熟练地调整坐向躲开。还有一些店铺，供应些杂货，还摆售自制的糖块，扎成三节棍样的黑乎乎的香肠，以及闰土头上的乌毡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