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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应联合国的请求，我国于2000年1月派出首批15名维和民事警察，参加为期1年的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的维和工作。浙江省有2名民警参加，并于2001年1月26日完成任务顺利回国。他们是省公安厅的沈虹和宁波市公安局的陈金宝。我于2月1日采访了沈虹。
刚从东帝汶来的沈虹略显疲惫，但晒得黝黑的他十分干练，仔细一看，发现他酷似目前屏幕上以演警察出名、风头正劲的于荣光。谈起东帝汶维和的一年，他感慨万千，侃侃而谈。
危险，并快乐着
——维和东帝汶
（一）
1999年3月底，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经公安部挑选的55名民警在南京考试，选拔我国首批派出的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结果选了20人，我名列第二，宁波市公安局的陈金宝也在其中。最后在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培训3个月。后又经过一系列的严格训练，2000年1月5日到北京办理有关手续。1月12日离开北京。在离开北京时，公安部特地搞了个欢送仪式，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亲自为我们送行。我记得当时贾部长握着我的手说：“中国警察都像你这么高，那就更威武了。小伙子，好好干！”我心里暗下决心，到了东帝汶要好好干，干出中国民事警察的风采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1月13日，我们一行10人，乘飞机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市，该市是联合国维和民警的培训基地，我们每人发到手一本《联合国维和民警手册》，培训基地对我们进行了工作基本操作、交通、医疗急救、武器使用等方面的培训。我们10人都通过了英语、驾照等系列考试。1月17日下午，联合国官员告诉我们，要自己准备一个月的食物，于是我们上达尔文的超市，大包小包买了一大堆。1月18日，乘联合国的飞机到达东帝汶。
1月20日，我到利奎萨警察局报到。当时只有我和北京的寇波被分到利奎萨，另外人都留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利奎萨是东帝汶13个区之一，离首都帝力30公里，当时整个地区只有18名民事警察，分别来自瑞典、加拿大、马来西亚、加纳、美国、英国等地。我一看，乐了，我1.85米的身高在整个局算最高。
尽管心里有所准备，但战乱后的东帝汶特别是利奎萨的惨状，仍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儿基础设施几乎被破坏贻尽，95以上的建筑物遭到严重的破坏，至今还有一股焦味，能看到有屋顶有窗户的房子几乎是种奢望，但教堂可是个例外。利奎萨教堂虽保持原状良好，但地面、墙上和教堂院子树上布满枪眼和血迹，让人不寒而栗。利奎萨是当年东帝汶民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99年发生的耸人听闻的“4.6”利奎萨教堂大屠杀就发生这里，被害人估计超过200人。2名马来西亚警察领着我和寇波到教堂后院，把我们两个人安顿在后院的一间破仓库里。放下行李后，他俩不约而同地问道：“你们有没有带蚊帐来？”我俩不解地点了点头。“这儿的蚊子可毒了，带菌的，你们可要注意啊！”两位同事好心提醒。我看看屋里确有飞舞的蚊子，但好像跟杭州的花蚊子差不多，有什么可怕？我心里嘀咕着，况且我们俩还从国内带了一箱蚊香呢 ，还有雷达喷雾杀手，有你小蚊子好受的。我们取出行军床，挂好蚊帐，修好窗户，安好“家”。
上班第一天，我庄严地穿好我国的橄榄绿警服（联合国规定，维和民警穿本国的警服，戴上联合国维和民警贝蕾帽），和美国警察戴维开着车身标有“UN”联合国标志的越野车，熟悉辖区情况。刚巡逻一会儿，听到报话机里通知我们去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原来是一辆大卡车在沿海盘山公路上掉下悬崖，当场死亡2人。戴维告诉我，“在这里的山地上开车，以后你自己也要小心点。本地人毫无交通规则的概念，开飞车、超载、无证驾驶随处可见，你要注意的。”我心头一热，一上班便碰到好同事。巡逻队工作可不像我们国内的巡警一样。除了巡逻以外，每个人还得干分配工种以外的工作，并没有局限性，只要需要，就得去干，无论是巡逻、交通事故处理、电台值班、纠纷协调、医疗急救、警卫戒严等，都必须独立完成。
我住的教堂仓库离警察局有5分钟步行路程，但房间里经常停水断电，烧顿饭都很不容易。后来我摸清停电的规律，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把中饭晚饭都烧好。烧饭用的水联合国每人每天发3瓶，刚好够用。生活用水都来自山上，用竹筒一路接下来，蓄在水池中，遇到下雨，流下来的都是泥水，有时来不及沉淀就用来洗澡、洗衣服等，洗完后浑身奇痒难受，也只能忍着挺过去。
大约10天后，我突然病倒了，浑身无力，眼睛、背部奇痛无比，持续高烧5天不退。我以为是水土不服，便到帝力维和部队野战医院去看病。经诊断，不是疟疾，才稍微放下心，配了点退烧药和消炎药，人虽十分虚弱，但咬着牙总算挺了过来。这一挺，人一下子瘦了10斤。由于联合国任务区规定，维和警察工作满30天才能休息6天，生病的人不住院是不能休息的，所以生病期间我还照常出勤，当时确实是靠一种精神和毅力支撑着。事后从得病症状分析，是带菌的蚊子叮咬传播的登革热，足以致人死命，现在想起来后怕极了。
东帝汶一年没有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雨季是每年11月到第二年5月。当地气候炎热，常年在27℃以上，旱季流行疟疾，雨季易患登革热。而利奎萨又是登革热病的高发区。
1月30日，我们警察局分到4名加纳的维和警察，当天我还带他们巡逻、熟悉地形。2月16日，是我准备首次休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天我和那名新来的28岁的加纳警察为了调查一件事带着翻译到一山村取证。路上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是大学毕业生，维和结束后准备上英国留学。可6天后我从达尔文市休假回帝力时，在机场上看到一架军用直升机，有人告诉我是为那名28岁加纳警察紧急撤离而准备的。第二天我们得到消息，那位加纳警察因得登革热呼吸衰竭死亡，内脏全部坏死了。我为失去一位同事战友而悲伤。从此登革热这3个字在我脑海里扎了根。那位加纳警察平时生龙活虎的形象至今还经常在我脑海闪现。我平时开车出警察局门口，经常有一位6岁左右的小男孩跟我打招呼，有段时间突然没发现他，后来才得知他也得登革热病死了。
到了东帝汶后，预防针打了七八次，但听说登革热不能预防，只靠防备。从此以后对蚊子问题高度重视起来，平常下班一开门。第一个任务便是点燃蚊香、喷杀虫剂，把蚊子从阴暗、潮湿的角落赶到室外。但蚊子照飞不误，后来改用澳大利亚产的杀虫气雾，同样无济于事。看来对登革热只能听天由命了，当地对此病至今尚束手无策。
由于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靠罐头、压缩饼干、方便面过日子。回国后闻到这些东西的味道就会翻胃。有时为了调节一下口味，到野地里去挖些地瓜，摘些野生木瓜和野生青香蕉炒着吃，别有一番滋味。这儿每周六上午有个小集市，但食品、副食品仍缺乏。卫生状况也较差。一天晚上，一名美国警察大喊大叫跑过来，一问才知，他刚刚上厕所时，一口气踩死18只蝎子，吓得大气也不敢出，连尿也一口气给憋过去了。当时我还大笑这位美国同事胆小，没想到后来这小蝎子把我也吓得够呛。那天晚上我正睡得酣，突然背上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我迅速爬起来用了万金油擦了擦，打开灯一看，原来是被蝎子咬了一口，马上就肿到脖子上来，我打开从国内带来的药箱，又用蛇药涂上去。想起军事维和人员在国内讲课时讲的剧毒蝎子毒死人的案例，吓得连觉都不敢睡，当时当地又没有医院，只好把电台打开，万一不行时再呼叫一下，听天由命。不知不觉地又迷迷糊糊睡着了。伤口肿痛了好几天。食品的存贮也是个大问题，不小心就会招来满屋子的蚂蚊、蟑螂，弄得胃口都倒了。
虽然这儿的环境、卫生极为恶劣，有这样那样的死亡威胁，但似乎更激发起我的工作劲头和热情，我干得更欢快了。作为首批派出维和的中国警察，我深感肩上的压力重大，于是千方百计地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两个星期后，我逐步适应了工作程序和各项基本业务，当陆续到来的各国民事警察加入到利奎萨时，我已开始作为巡逻组长带领他们工作了。
在巡逻队工作的3个月里，我们坚实、和平的脚步撒下的种子遍及利奎萨的每个村庄。村庄上渐渐多了一些笑声、宽容和祥和，我体会到维和的日子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二）
作为中国首批派出的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的一员，我于2000年1月20日到东帝汶。到了4月份，我已把全部身心完全溶入维和警察的这个光荣集体中。整个东帝汶共有1470多名维和民事警察，维和部队有8000多人，在我们地区民事警察中我身高最高，特引人注目。在此之前我在国内是干刑事侦查的，也搞过刑事技术工作，这一工作经历引起总部调查局局长的兴趣。一天，他特意把我叫了过去，拉家常似的聊了半天，最后他希望我能加入总部调查局。对这个差事我还真是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一直就想在熟悉基本情况后再回去干自己的侦查专业。我回地区警察局征求局长对此事的看法，局长明确表示不希望我走，说有更重要的工作要我去干。为此，我慢慢地打消了到调查局工作的念头， 觉得在基层干可能更能发挥我的聪明才智。虽然如此，我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外，经常协助局犯罪调查队做一些工作。不久，在一起涉嫌非法携带枪支的案件调查中，我以专家的身份对手枪进行检验，并向法庭出具了意见书。这是根据地区法律顾问的意见，地区维和警察首次（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次）在犯罪调查中使用专家鉴定。
4月下旬，我以副局长的身份开始参与组建利奎萨地区第一个警察分局——牧巴拉分局。分局位于利奎萨以西15公里，辖区三面环山，北面临海，长约40公里，纵深5公里。绝大部分面积是山地，交通十分不便。同时，这儿又是前东帝汶民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情况复杂，基础设施破坏十分严重，工作难度大。开始筹建时，只有一幢门窗残缺、屋顶漏雨、里面找不到一根电线的房子，这房子还是当时印度尼西亚政府时的警察署，更没有现成的宿舍，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根据联合国任务区的一般做法，维和民警的主要任务是“显示存在”，也就是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所在辖区内有维和民警在巡逻值勤就行了。但这种做法在我们分局这里显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由于我们分局辖区内的村庄较为分散，巡逻一圈耗时较多，受分局人员和车辆的限制，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巡逻更是走马观花。经过对当地具体情况的仔细分析，我们实行了不同与地区原有做法的一套工作机制。根据我的建议，参照我国社区管理的基本做法，决定走群众路线。分局通过当地原独立运动组织，在各个主要村庄设立联络员，相当于我国的村治保主任。这些联络员一般都是由村长或威信比较高、善于收集情况的治安员担任，这项工作是义务的，不领工资。由联络员收集村里的民情、社情，我们分局每周召开例会，汇总各路信息，同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采取这样的做法后，辖区的各种动态情况了如指掌，开展的工作更有针对性、前瞻性了，做到对症下药，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为当地居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即使一些事情不在我们的工作职权范围内的，我们也可以把信息迅速传递到联合国在当地相应的职能部门，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一新颖别致的做法立即得到了地区警察局的充分肯定。事实上，在我们分局全面实行这一新做法一个月后，警察总部也开始要求在全境分局一级建立“法律与秩序委员会”，其基本构成框架和做法正是我们已经实施的。当我们把联络员及例会制度转变成那样的委员会时，当仁不让地便成了在东帝汶第一个成立的“法律与秩序委员会”。
由于在分局里我分管行政、人事、后勤、安全等工作，真是事无巨细，从头管到脚，为了使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出色，我几乎是殚精竭虑。在分局筹建阶段，整个分局的家当只有一台破旧电脑，一台电风扇。由于当地蚊子奇多，酷热的天气只能穿长袖衣服上班，我和9位同事吃尽了苦头。为解决警察的住房问题，我千方百计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物色房源。先后多次到首都帝力总部，联合国驻当地有关部门去协调，运来水泥、沙子，安排、整修宿舍，使每个警察都有一间满意的住房，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工作起来更有劲。我们此次维和与联合国以往的维和任务区待遇有所不同 。这次联合国只发给我们每人一顶天蓝色的贝雷帽，每人每天供应4.5升蒸馏水外，其他的吃喝拉撒一概不管。为此，我们工作中困难重重。为解决分局办公场所的安全问题，我说服了有关部门，招募了6名地方雇员，每月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既方便了与当地群众的联系，也保障分局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分局人手不足的压力。联合国规定每个警察分局维和民警每天75民警在岗，25警察休假，这一政策与工作颇有冲突，我从工作实际出发，为分局警察的休假、配给争取了特殊的政策，安排得有条不紊，使大家安心工作，心服口服。
当时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整修分局的办公用房及安装各种工作设备。从计划、报告到立项，最后整修、安装结束，整整用了3个月时间，花了不少心血，仅上首都帝力与联合国修缮房子的部门交涉就跑了10多趟，同经办的2个印度、菲律宾人都混熟了。经过大家努力，最终把我们分局建成了一个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在东帝汶都是一流的分局。记得我在安装分局的电脑时，我们局里的约旦、尼泊尔的警察连电脑都没看到过，甭说会用了。都瞪大眼睛新奇地看着。连说：“这电脑怎么跟你手里那又黑又薄的电脑不一样。”（我的手提电脑是从国内带去的）我自豪地笑道：“我的这个电脑比那个笨重的要高级，携带更方便。”从此，我成了我们分局的电脑培训老师，到我调回到总部调查队时，局里每个人对电脑都运用自如了。可惜电脑在那儿尚不能上网。在东帝汶，中国维和民警基本上个个都是电脑高手，连来自美国、英国的警察都自愧不如，在充满团结而又无形的竞争中，电脑应用这方面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大显威风。
战乱中喘息过来的东帝汶，物资和食品奇缺，而被人视为神圣的法律在当地也处于真空地带。一开始工作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执法上，在国内学习培训过的国际法等知识，在东帝汶由于体制、法律制度等方面原因很难用得上，只能现学现用，老老实实虚心地向联合国的地区法律顾问讨教。由于法律框架体系尚未确立，这儿刑法适用印尼的，而刑诉法又适用葡萄牙的。由于联合国在当地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法律文书、文件也是用英语，而东帝汶当地农民主要用语是土语——代顿语，还有印尼语——巴啥桑，年龄大的人讲葡萄牙语，所以工作起来非常不方便，很繁琐。出去调查访问经常要带个翻译，有时要2个翻译去，以至于许多翻译在那儿都成了很吃香的行当。
到利奎萨工作没多久，外面有消息甚传说民兵要取道利奎萨进攻帝力（利奎萨是帝力的西大门）。我们这里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每天的例会中都要讲应急撤退方案，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当时维和警察还没有武装，只有靠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检查车辆是否加满油，轮胎有无漏气等，准备好一个装有食物、水及必要的证件、物品的小包，随时准备撤退。这样的形势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8月底9月初，局势再度紧张。为防止印度尼西亚国庆、东帝汶全民公决一周年期间可能发生的危险，我们又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这期间不断有情报说在我们辖区的边境地区发现有民兵活动。分局于是每天派巡逻组去边境地区了解情况，收集情报。晚上开始在宿舍内安排通宵值班，与维和部队保持24小时无线电联系。睡觉时关门窗，手枪子弹上膛置于枕头底下，防弹衣和头盔放在床旁。有一天晚上10点多，有群众向我们报告说在某个山头上发现五六十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我们全副武装后4个人跟地区警察局长保罗，莫里森乘2部越野车迅速赶往辖区边境地区了解、核实民兵活动的情报，并设法平息当地老百姓恐慌情绪，老百姓已经在路上设了路障，手里拿着火把，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护村队，小伙子们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准备以死一拼，当时的情况确实也比较危险，因为以我们的手枪装备及人数，万一真的遭遇一群手持AK-47自动步枪的民兵，那就是以卵击石，因为民兵经常袭击维和部队的巡逻队。所幸的是当晚没碰上民兵，如果碰上交火了，那可就是一件国际大事了。
（三）
记得刚到东帝汶不久，和国内的联系主要是靠信件，在利奎萨，别说全球通移动电话不通，连固定电话都没有，工作中也是靠对讲机联系。信件一个来回要一个半月时间。这儿业余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贫乏，整个利奎萨地区没有电视台、广播电台、全地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殷实的生意人家中有电视机，是用卫星天线接收的。电冰箱在当地也算奢侈品，全地区不超过5台。 我们平时了解外界的信息，主要是收听从国内带来的短波收音机内的节目，听的内容大多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晚上6点半和8点的两档新闻节目，这也是每晚的必修课，后来渐渐成为习惯，每晚不听似乎生活中少了些什么似的。到8月底，利奎萨地区过渡政府办公楼有5台电脑开通上网服务，我有时也去上网。下午下班回来为了锻炼身体，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的杠铃，偶尔也到住地后面的海边沙滩上跑步，别有一番情调。
各国派出的维和警察来源不一，如从美国来的分三种：一种是现役警察，基本上是年轻人，维和结束后都拟提拔重用，这与很多国家一样；一种是退休警官；另一种是通过招聘来的，主要是以前当过警察或参加过维和的。我们局里一位52岁的孟加拉国警察的警衔相当于我国的副厅长。有些国家的维和警察除了工资外，国内还有补贴，加上联合国的津贴，收入尚可。我国维和警察只领国内的工资和联合国发的津贴，这些津贴在开支了租房、吃饭、休假之后、所乘无几。休假时主要是到澳大利亚达尔文市，顺便搭乘联合国的飞机，休假和搭乘飞机要提早一个星期提出申请，如果人员过多，则休假泡汤。
岛国东帝汶青山碧海，草木繁茂，但赤道的太阳那毒花花的阳光如针刺，照得人皮肤一阵陈灼痛。刚去时，为了防晒，也为了防蚊子，工作外出时每天往手臂、脸部涂防晒霜。但由于天气炎热，涂上东西后出身臭汗更加难受，好在我皮肤本来就有点黑，一段时间后，干脆就不涂了，竟然并没有发生脱皮现象，自己也感到奇怪。那儿的风沙也让我们吃尽苦头，早上上班时关好宿舍门窗，下班回来后地上、桌上积满一层厚厚的灰。联合国为此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防风沙的纱巾，但由于工作上不方便，我们基本上没有去用它，宁可多吃点灰尘。当地由于没有水利设施，一下大雨，便洪水泛滥，冲毁路基，开车十分危险。一次我和同事到山区里搞调查，出门时太阳高挂，下午天突然变脸，发疯似地下暴雨，雨声大到我们两人之间讲话都听不见。回来时，40多公里的盘山公路有好几处路基被冲毁，汽车如走钢丝地战战兢兢开了足足2个多小时。
维和警察虽来自世界各地，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整个集体充满友爱，同事们在工作上互相帮助。东帝汶任务区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刚到时，我们英语口语不那么流利，有些事情不是很清楚，用手比划着。那些英语语系国家的警察很体谅我们的难处，耐心地向我们解释。他们同时很羡慕：“你们除了讲中文外，还会讲英文，真不简单。”来自菲律宾、新加坡的维和警察，英语也不咋的，我们就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为提高英文水平，我还向美国、英国警察借英文版图书阅读，主要看些业务书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
外国同行对我们带去的国产防弹衣和头盔赞不绝口。我们还拿出国内带去的警察臂章和领带与外国的同行交换，增进彼此友谊。地区警察局长是位教师出身的英国人，谈吐诙谐幽默，经常在晚上休息时间召集我们搞party（聚会），给我们每个人都取了个“外号”，还美其名曰授“队名”。没电时就点蜡烛，或者在四个角落同时打开汽车的大灯照明，气氛非常融洽，他有时还给我们烧正宗的牛肉浓汤。一些外国警察早就慕名中国菜的色香味，经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我露一手，可苦于买不到好的原料，只好作罢。一天，英国维和部队撤走时送给我牛肉、鱼等物品，晚上我便请同事们来品尝我的手艺。我烧了红烧鱼、土豆牛肉等菜，他们边吃边称道：“我们在自己国家的中国餐馆里也吃过中餐，但都不正宗，今天才是地道的中国餐。”当地仅有一家小餐馆，口味让人不敢恭维，到我快回国时，才开了第2家小饭店。
由于维和警察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与当地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次我开车路过一河床，到中央时车轮突然陷了进去，我弄得满头大汗仍无法摆脱困境。当地老百姓获悉后纷纷跑到家中拿来绳子、锄头、铁锹等工具帮我挖土再填上石头并搬来木板，搞了2个多小时车子才开出来，我对他们感激不已，质朴的老百姓笑道：“没关系。”东帝汶是世界十大咖啡生产国，咖啡也是该国的经济支柱。我们到山区搞调查时，老百姓异常热情，给我们喝用柴火煮的咖啡，非常香。一位与警察局关系较好的当地人为儿子办喜事，早早地给我们送来了请帖，办喜事那天，他们按当地风俗把最好的位置留下下让我们坐。我们每个人出一些钱凑起来买了份礼物送去，这户人家非常高兴。
利奎萨分局从组建成到我调走时，辖区没有发生一起凶杀案、盗窃案。这个地区民风淳朴，老百姓信天主教。一天早上，我们接到报案，说一户人家被盗一台14寸彩电、一台VCD，这可是大事，整个地区没几户有彩电。我迅速派巡逻队去勘查现场进行调查，当天就查清此事，原来是一起经济纠纷引起的。而在首都帝力，小偷就比较多。一天晚上，2名中国警察开车到帝力联合国有关机构办事，车子停下来才几分钟，车子上的收音机被撬开盗走，小偷得手后开溜，被及时赶回的中国警察追上逮住，小偷嘟嚷道：“没想到你们跑得这么快，以前我们还没失手过。”
10月1日，我国国庆节，中国驻东帝汶代表处宴请全体中国维和民事警察。维和警察工作满半年以上都可以得到一枚徽章和一枚联合国和平勋章。民警总部副总警监比尔在授勋仪式上为我们授勋，他对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大加赞赏。正如东帝汶民事警察总部总警监苏诃所说：“中国维和民事警察警容整齐、纪律严明、专业过硬、忠于职守。在东帝汶，从来没有出现投诉中国维和民事警察的情况。
1月24日早上5时，我们乘飞机离开东帝汶首都帝力启程回国。此时此刻，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一年充满危险艰辛而又快乐的维和生涯，在我人生的年轮上深深地印下了烙印。最后一次看着飞机下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土，我衷心地祝福东帝汶走向和平、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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