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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肯尼亚的第一印象源于由丹麦女作家Karen Blixen的回忆录改编的电影Out of Africa，那是块有故事的土地。而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我度过了我毕生难忘的肯尼亚的夏天，中国的冬天。
印象天堂与地狱共存的地方
到达内罗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非洲的印象有误。在我的脑海里，非洲除了《国家地理》图片中自然保护区的美景和古老文化，就和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疾病、贫穷和脏乱。可是实际上，内罗毕市中心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公路、铁路网也很密集，虽然最宽的公路也不过武汉的一半。但开小车的司机还有点英国绅士的遗风，主动为行人让道。内罗毕有许多掩映在树林里的别墅，很多当地人说标准的英式英语，素质非常高，彬彬有礼。这里还有很多有教养的印度人和欧洲人，俨然一个国际都会。这里的物价比国内贵很多，花同样的钱很难维持在中国的生活水平。
这是天堂与地狱共存的地方。
在马萨雷(Mathare)的贫民窟，我看到低矮的铁皮房密密匝匝堆集在臭水沟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两旁，室内光线很暗，通风透气也很差。就在市中心以东这片不大的空地上，聚居着50万贫民。而在内罗毕另一更大的贫民窟，位于西边城郊一隅的基贝拉(Kibera），则聚居着75万贫民。内罗毕的总人口216万。在城市地图上，大片的公园、树林间舒展开来，其间松散分布着的几乎全是私人别墅区。可以想象，这座城市的贫富差距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在这里，晚上六点以后大家就基本上呆在家里，出门是很危险的。社会紧张的对峙时刻都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力量。
当我第一次走在贫民窟的小道上时，一些居民站在门前，带着敌意对我起哄：“Caucasian, get out of here！（白种人，滚出去！）”，这些贫民把比他们肤色白的人不加分别的统称为白种人，被殖民的历史是他们抹不去的梦魇。
援教我那可爱的非洲学生
志愿者工作中最大的欣慰和喜悦，是给孩子们上课，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周二、周三给6年级的孩子上自然和英语。一个班7个人，在不隔音的教室中，说话基本靠喊。 孩子们都没有课本（整个年级就一本英语课本），我只能把要教的东西边说边写到黑板上，特别浪费时间。于是我只身跑到LONGMAN出版社为学校募捐课本，那里的工作人员很热情的接待了我，听我说明情况后，不但给了我课本，还很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一共筹到了80多本课本，班里也分到几本。孩子们非常高兴，2、3个人合用一本书，提问的时候，他们的手都要举到我鼻子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书就在7个人间传来传去，他们喜欢摸书的感觉。孩子们很有心。学校的黑板擦只有两个，我每次都得到其他教室去拿。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小朋友从包里拿出一个很大的自制黑板擦，告诉我，做底板的纸板、海绵和塑料皮是在街上捡的，刷子的毛是Claudia家的，粗白线是Merci缝的。我当时非常感动。
贫民窟的孩子为了上学，大多不吃午饭以省饭钱，但他们有时会给我带一两个水果。记得我第一次拿着孩子给我的芒果（这是一种当地芒果，皮是青红色的）舍不得吃。结果孩子拿出去帮我给洗干净了。同行的记者说，赶快吃了吧，不吃小朋友会伤心的。说实话，这种芒果的纤维很多，并不太好吃，但我吃的很甜很甜，就像在吃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
在内罗毕，出身将决定一切。孩子们的未来如何真的难以想象。从中学起，学费会非常高昂，班里的很多孩子将会辍学。大学生更必须是来自殷实的家庭。他们永远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班里的男孩Kevin所做的英文演讲：“我想有一栋房子，不在贫民区。有一个妻子，三个孩子和10个房间。房子的墙是蓝色的，里面有很多画，还有漂亮的窗帘。窗外有花花草草……”
实习和艾滋病人亲密接触
AIESEC提供的社会发展类实习，除了要给当地学生授课，还要参加一个艾滋病项目，给当地人讲解防治艾滋病知识，并劝他们去医院接受免费检查。当地人因为贫穷，查出艾滋病也没法治疗，一般都不愿去检查。但是当地人，特别是贫民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却很高。因为贫穷，当地一些妇女靠廉价出卖肉体维生，却不懂防护。
因为参加这个项目，我接触了一些艾滋病患者，他们非常可怜，没有家人朋友，慈善机构捐助的食品和药品也常常不能及时送到，感觉他们就是躺在那里等死。
我第一次去看他们很担心，因为有人曾告诉我，他们见面就要钱，但去了后发现并非如此。第一次去看一名叫菲比的女艾滋病人，她看见我们很高兴，没提任何物质要求，只是临走时说希望能再见到我。后来，我带着参加AIESEC的美国实习生去看菲比。菲比很开心，试图坐起来，很吃力，我赶紧把她扶下去。然后，当着一屋子人，菲比掀开了自己的上衣，说很难受，我看到她的皮肤都溃烂了。那一刻令我震撼，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触那些伤口，于是隔着衣服轻轻地给菲比揉，菲比说感觉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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