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一个酉阳人的印度之行

一个酉阳人的印度之行

尹锡南

三、德里之行

2005年3月8日，我在阿南德火车站登上了开往新德里的火车。此次新德里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去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搜集资料，顺便拜访一些印度知名学者。火车于第二天凌晨3点到达德里火车站。清晨，我便赶往尼赫鲁大学。在印度的中文老师迪帕克先生（B.R.Deepak）帮助下，我住进了附近的印度大众传媒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安顿下来后，我先赶往尼赫鲁大学图书馆查询并复印资料。这里的图书馆配备了好几台电脑（印度其他大学图书馆能达到这一服务水平者较少），可以方便读者查询。几天工夫下来，我大有收获。其间，尼赫鲁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专家马尼克（Manik Bhattacharya）先生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愉快地答应了。

迄今为止，印度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以马尼克先生为最著名。他曾于1978年11月到1980年7月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后于1997年以研究鲁迅的论文《鲁迅作品中的原创性过程和革命性话语》而获得尼赫鲁大学博士学位。可以说，马尼克先生是当代印度研究鲁迅的第一人，也是世界汉学界鲁迅研究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曾以孟加拉语翻译了鲁迅小说《孔乙己》（1978）、以英语翻译了鲁迅杂文《文化偏至论》（2004），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论文如《阿Q与国民性质疑》（1991）、《鲁迅的“人”的概念》（1995）、《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我的鲁迅观》（1998）等。

3月13日上午，我准时到达马尼克先生家。他与妻子正在等我。他的妻子到过北京学习中文，现在是印度对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有个中文名字孟秋霞。他们夫妻俩都是孟加拉人，儿子外号“小太阳”，二十岁，非常英俊潇洒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德里大学读书，但不会讲中文。马尼克先生我，由于各种原因，他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至今未能出版，而印度有出版社约他翻译两本中国浙江出版的桑树种植保护和丝绸纺织方面的书，很快此二书于2002、2003年先后由新德里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且稿酬不菲。

马尼克先生还给我介绍了尼赫鲁大学中文系教师的研究兴趣。中文系主任邵葆丽(Sabaree Mitra)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迪帕克研究中印关系史，拉瓦特（D.S.Rawat）研究中国文学翻译，阿德拉卡（Hemand K.Adlakha）研究中国政治与文化，穆克吉（Priyadarsi Mukherji）研究中国文化，达雅万迪（Dayawanti）女士研究巴金。马尼克先生告诉我，尼赫鲁大学每年招收大约25人学习汉语，三年获学士，再学两年获硕士学位。他还告诉我，中国的发展成就受到大部分印度人称赞，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中印应该加强彼此间深入的了解。与古代玄奘来印时比较，现在的中印交往力度还不够。我则告诉他，印度方面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不能只限于现代和当代，应该有人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如中国儒家、道家哲学和《文心雕龙》等重要作品。这样，中印学者的对话才是全方位的。

时近中午，马尼克先生夫妻二人招待我到饭桌上吃中餐。这是一顿地道的中餐，我品尝的不光是地道的中国味，还有中印文化的亲和力。席间，马尼克先生告诉我，中国方面正邀请他们一家三口和其他一些印度学者访问中国三个月，出发时间大约在5月份左右。我则祝愿他们的中国之行愉快。

次日即14日下午1点，我找到了上年在维迪亚那加一次研讨会上认识的卡布尔先生（Kapil Kapoor）。他是尼赫鲁大学前任常务副校长。先生正在辅导韩国博士生，我稍微等了一会儿，就开始与他进行对话。自从来到印度，我发现一批印度学者不遗余力地提倡用印度传统的文学理论来批评阐释西方和印度的文学作品。这一以东释西的文学评论趋向是目前中国学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因此我请他谈谈梵语诗学评价西方文学作品这一问题。

卡布尔也许没有料到我会带来这样一个让他意外并有些高兴的话题，他略为思索，就语言流畅、逻辑清晰地告诉我：“你知道，印度受到西方影响已经多年，印度教育体制已被西方取代，印度传统思想文化不受重视。印度人在心智上已成为西方的附庸。西方的成为理论，而印度的东西则变成论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印度已经停止思考，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依赖于西方，而失去了独立性。30年前，我决定教授梵语诗学理论、哲学，提倡运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我认为，印度的必须成为理论，让西方的东西成为论据。如果我们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诗学理论发言，而不再一味借重西方话语，那我的初衷便实现了。”

我告诉他，目前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阐释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但这一设想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或反对。卡布尔先生说，印度当初也是如此。当初我提倡用印度传统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时，也曾遭到猛烈抨击。现在，许多印度学者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开始在英语系教授梵语诗学，并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作品。我又告诉他，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它以跨文明的文学比较为其基本特征。照我看来，中国学派亦可发展而为“中印学派”。待到“中印学派”发展成熟，我们可以将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的比较文学界沟通之，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东方学派”，这一学派的最基本特征仍然是跨文明研究。卡布尔先生回答说，这个设想很有意思。东方地区的文学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文学。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差异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印度、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点。西方文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东方文学相通约，但其差异性明显存在。

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分钟的访谈，但卡布尔先生的观点使我新里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中印学者的确有很多东西是不自觉地想到了一起的。后来，5月6日，卡布尔先生再次去维迪亚那加讲学，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对话。他告诉我，他老早就知道中国的老子、孔子、玄奘、法显等伟大名字。与马尼克和卡布尔二先生的中印对话，是我新德里之行收集资料以外的最大收获。

访问卡布尔先生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坐上机动出租车即印度人所谓“奥托”赶往德里大学。两个大学之间的距离很远。德里大学藏书丰富，但查询手段落后，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费尽周折，才有所收获。后来我还去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碰运气。东亚研究系的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中日研究系。东亚研究系图书馆的女馆员沙芭和另外一位年纪较大的男馆员给我提供了友好的帮助。我向他们赠送了拙著，他们则捧来了一大堆中印文化关系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迪帕克先生2005年出版的新著和谭中先生的几本著作。他们答应帮我复印。我随便看了一下他们的藏书，发现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不少，但新著尚需补充。然后，我去拜访东亚研究系主任拉玛拉克西米（V.Ramalakshmi）女士。她的专业是日语文学。她给了我一本介绍该系的小册子。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该系十四个教师中，有八位研究和教学中国语言文学或历史政治，另外还有四个兼职研究人员研究中国问题。这说明，该系的中国研究和教学在印度也是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走廊上一个印度学者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来，请来我的屋子。”他就是兼职研究员沙尔马博士（R.N.Sharma）。他拿起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原来这是他的新著，是研究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著作，这肯定是印度的第一本。可惜我忙中忘记写下书名。时间紧张，我没能进一步了解该系的中国研究现状。

我在尼赫鲁大学的资料印完后，怎么搬运到我的住处，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几个学习中文的学生知道后，连忙跑来帮助我。其中，一个长相魁梧的叫“泰山”的小伙子汉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到过北京和上海。可能是这群学生中的“孩子王”，他大嗓门地喝叫和指挥着另外一些学习中文的印度学生，让他们把装有复印件的几个大纸箱抬到他的小车上。然后，我们坐上他的小车向我的住地进发。他把车发动起来，一边开车，一边指挥他的同伴用汉语唱起地道的中国歌曲来。第一首是《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第二首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场雪》。他们唱得那么认真投入，且吐字清晰准确，使我惊讶万分且幸福无比。我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旋律中放飞思念的翅膀，飞到新疆和下起“二十世纪的第一场雪”的长城内外，大江两岸。这些歌声我没有能录下来，但是，它会永远飘荡在我心间，提醒我及每一个中国人，文化的魅力一定能够穿透中印之间的任何心灵壁垒，友谊的歌声定能跨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将中印人民的心贴得紧紧。

德里有老德里和新德里之分，它们是两个毗邻的城市。尼赫鲁大学在新德里，而德里大学在老德里即德里。在德里的几天里，我有时也仔细地观察周围物事。印象中，尼赫鲁大学的自然生态保护是典范的。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绿树和盛开的鲜花，几幢教学楼掩映在绿色之中。学生们在校园里不时举行的政治集会显示了印度民主体制的一些特点。而德里大学北校园东亚研究系面前的一尊辨喜（Swami Vivekanand，印度近代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像则将德里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折射出来。德里大学一些建筑物上的文字雕刻则将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因缘记录了下来。这也体现出老德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

对于新老德里的城市面貌，我没有时间去参观，但利用坐奥托在两个大学之间穿梭往来的时间，还是有所感悟。我曾经数次经过新德里那象征和纪念性质融为一体的印度门。它又叫印度战争纪念碑，是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战士而建，它是新德里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从我拍摄的一组照片来看，印度门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大草坪上，左边是一个人工湖泊，湖上游船若干缓缓赏景，湖泊的秀美、草地的宽阔和印度门周围的大树参天将印度门印衬出一种史诗般的交响乐气氛。在它身边，游人如织，有的还趟在草地上，仿佛在倾听印度门默默讲述的昨日传奇。

德里的红堡是印度历史风云的又一伟大见证。那暗红色的城墙、白色的穆斯林建筑群记录着独特的历史美。我数次经过红堡，感触颇深。此不赘述。有兴趣者可以参看刘建先生在2000年第2期《南亚研究》上发表的游记文章《访印追记》中关于德里红堡的相关文字。刘先生将红堡的美和历史叙述得非常清楚。

在车上，我还幸运地得以一睹国会大厦的远景。还有一次，瞥见了1930年1月甘地率领信徒前往丹地海滨熬制食盐、掀起反击英国殖民统治的“文明不服从运动”的“食盐长征”雕像群。甘地和信徒们在公园的鲜花绿草中矗立着，但又保持了一种永远向前的历史姿态。在阿育王大饭店兑换卢比时，我曾经见到了一个挂有中国壁画的小房间。印度的中国风也毕竟是有的。

3月17日晚上，我赶到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