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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说明
在中国人的旅行地图上,迄今还没有标出印度这个国家。人们往欧洲跑,往北美跑,往日本、韩国,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跑,却好像完全忘了就在喜玛拉雅山脉那边,有一片广大的、斑斓的、历史悠久的、人口稠密的土地。这表明我们的文化意识,尚欠发达。
我曾在印度新德里某一社交场合,巧遇几位到访的中国医疗考察团成员。他们抱怨到印度简直和没出国一样,他们无法接受印度的某些地方比中国还破烂。在他们的意识中,“出国”就意味着畅游花花世界,就意味着在西方白种人和东方黄种人之间,自己登上了半白不黄的位置。我建议他们注意一下印度深不见底的文化,但他们显然对此了无兴趣。
印度曾经是我们的远方、我们的西天,是法显、玄奘、孙悟空、独八戒、沙和尚到过的地方,是我们想象力的源泉之一。印度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巨大。但如今,我们对印度只剩下一个极其模糊的印象。不错,对正在谋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来说,西方确是一个重要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印度对我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像我们的一面镜子,了解印度或许正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辅助办法。
即使撇开大话不说,印度也是一个旅行的好地方:它有足够多的刺激等着你去领受,它有足够多的困难等着你去克服,它有足够多的危险等着你从其中穿越。旅行不是旅游。如果你只想旅游一下,那请去颐和园好了。
印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成就过几位中国的硕学鸿儒,但他们的研究完全集中在印度古文明方面,仿佛不存在一个当代印度。报纸上偶有有关当代印度的报道,也是偏重与中国有关的印度政治、军事方面。那么,当代印度社会、印度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种面貌?
1997年我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奇伯格奖修金(UNESCO-ASCHBERG bursaries)。该奖修金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推动文化国际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the Promorion of Culture)每年颁发给全世界三四十位35以下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资助他们去领略、研究不同的文明。我因此得以于1997年10至月12月在印度生活、旅行、写作了三个月。
三个月只是很短的时间。在新德里,我住在城市南郊的灵修园(Sanskriti Kendra),一座占地七英亩(约合中国42.5亩)的寂静、秀美的园子。我曾先后旅及乌黛普尔、阿格拉、马杜赖、章西、卡杰拉霍、瓦拉纳西等地。我旅行的时间虽短,但饱尝了“文化震惊”的滋味。如今想来,这一段旅行对我十分重要。它使人我在面对大干世界时,在中国视角和西方视角之外获得了另一重视角。这一视角不能用“好”、“坏”来评价,但它使我发现了以前我不曾发现的自己,和以前我陌生的生活。
为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使我此次“印度之行”成为可能的雕塑家隋建国教授、诗人牛汉先生和文艺理论家王一川教授。我尤其要感谢灵修园主人奥姆·帕拉卡什·耆那(Om Prakash Jain)先生,他为我在印度的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当然,我也忘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化国际基金会的资助。我必须提到该基金会项目主任娜迪亚·柏罗琴科女士的名字。
《游荡与闲谈》只是一篇游记,记述的是我的旅行见闻和个人感受。它不是对印度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描述,更不是理论分析。它由印象式的片断组成。我只可以保证这些片断的一手新鲜感。
在印度旅行时我已做下一些笔记。但回国后一直没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2000年夏天我在德国柏林南部的苇泊乡艺术家之家(Kunstler-hause Schloss Wiepersdorf)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写出这篇游记的初稿。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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