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神农架游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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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一九八一年的初春，面临毕业创作考察，我们突发奇想。

“必须完好无损地回来！”

这是老师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也是唯一的要求。系主任脸都气青了，他专横地想制止我们去神农架无人区。齐老师也不同意我们三个女生去，怕出危险，他尽力想说服我们，结果差点儿被我们说服了：“说实在的，我也想去。”

还是班主任阎老师通情达理：“就让她们去吧。”

系主任真拿我们没办法。

我们知道我们胜利了，我们有去的权利，谁也拦不住我们。我们是一伙探险者，充满活力，时刻准备挑战生命、住山洞、和野人做朋友。

“谁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呢？”

就因为这样，这个计划才具有无比的魅力。

我又对素描说，“说不定我们真能碰到野人呢。”

“你就别想美事了，人家科考队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可可就让你看见了？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捉到过一个活的野人。”

“因为他们想研究它们，而我们不是，我们和它们做朋友，像珍妮和她的黑猩猩那样，你认为不可能吗？”

只见对面的两个嘴角向下拉了一下，“你要是想找它，就一辈子也找不着它，如果你压根儿就不存这念头，兴许它迎面向你走来。”

“呸！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似的。”

一阵开心地笑声，隔着床，飞过来一本本的杂志，上面都有关于野人的各种线索和报道：“嗨！你以为我不想找到野人吗？”

是出于求生的本能？还是想平平安安地回来，我们每人借了一把匕首，装备了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我、素描、杨玛丽，大田和马熊两名男生也加盟了我们的行列。

在襄樊刚下车，我们就知道犯了一件不可饶恕的错误--尽管准备行装时一再强调精简，还是拿了占一半重量的不必要的东西，更甭说到回来时都不曾打开过一次的油画箱就带了三个，里面装的都是最齐全的上好颜色，一样都没舍得忘记。我的天，五个大提包，两个大行李，三个油画箱，四个塞着几打画纸的满满的画夹子，还有一串鼓鼓溜溜的书包--这是对贪婪者的惩罚，我们的队伍继续着这场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的毕业考察兼“搬家”。

清晨冒着毛毛细雨，我们在十堰市下火车，对面就是旅馆，那天人们惊奇地看到，从火车站里跑出一群用大大小小的手提包旅行袋串起来的人，一面快活地大叫，一面冲过马路，消失在旅馆门口。因为下雨的原因，放假一天，有人提议去武当山一游，竟无人响应，如果是晴天，想必不会遭此冷落，定会个个使出昨天游古隆中的劲头。这件事，直到今天想起来还十分的遗憾，尤其是你跟着一个自称是“老子后裔道家门徒”的人在一起，竟没沾到一点光。

从十堰市到松柏--神农架的门户之重镇，需要坐十来个小时的汽车，山路据说奇险无比。直到本车司机坐在驾驶台上，才使我们松了口气。这可不是一般的角色，他的背后仿佛有一种可以使人镇定的力量，令人产生信赖感。有几个小头小脑的人挤上了车，大概是想逃票，一个劲向后挤，哪知司机回头只用眼角扫了一下，旋即大吼一声：“还有几个没打票！快拿钱来！”那口气，活像截道的土匪，满车的人都笑了：“个鬼，想哄我！”那几个人紧紧攥着刚买的票坐在了车门口，有他们给我们挡风，暖和多了。当车又一次停下来时，我们听见紧靠司机的窗子那边传来一阵“嘤嘤”地哭声，声音是那么小，由于车窗高，看不见底下的人：“哎，走开，走开，走开！”那哭声又大了些，看样子是着急了，我们听到几句，大概是个女人，想搭车到松柏找一个亲戚，可身边没有一分钱，等到了地方再借钱补票。“不行！不能搭。”但司机口气显然柔和多了。下面的声音变得不连贯了，夹杂着抽噎，这下是真的哭了。我看到像冰山一样的司机顿时软化了：“嗳，好好，你上来，上来，上来！个鬼，把老子的心都哭软嗒。”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我们穿两件毛衣还觉得冷，可他只穿一件单薄的土布蓝衫，微微发抖，脸上还挂着几大颗眼泪，正用肮脏的手背抹去，真是“哀军必胜”啊，几滴眼泪就可征服一个钢铁汉子，令其大发恻隐之心。在房县，上来一个女售票员，她一屁股坐在发动机的长圆形盖子上，司机开玩笑说：“这个座位是司机老婆坐的哩！”声音之大，旁若无人，车上每个人都听到了，他们都在笑，连售票员也笑了，车中的气氛立刻轻松了。汽车“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爬上山，在一个急转弯处和另一辆大卡车相遇，两车几乎同时刹住。我们这辆车的一个后车轮陷入泥中，后面是斜坡，下面不远就是悬崖绝壁、万丈深渊。卡车司机示意我们的车向后倒退，司机下车看了看说：“不能退。”然后从车上赶下来一多半人，把车开着从卡车边上擦过去，这一切做得多么镇定轻松，把一辆客运车就像摆弄一个玩具。我们重新坐进车中，想想看，沿着这样曲曲弯弯的公路，要爬上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原，每天不知要翻越多少道山，这真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

渐渐地，人们在车里昏昏欲睡了，我也闭着眼睛胡思乱想，昨天在十堰遇到奇怪的现象，雨停了，我们到街上吃东西，奇怪，刚刚下午四五点钟而已，街上已空无一人，街边一位杂货店老板一边关门一边跟我们说：“外地人吧？这么晚还敢在街上转。”一句话说得我们毛骨悚然，方才意识到周围和西部电影中某些场景一般的荒凉。我们忙向老板讨教，老板说：“有土匪，最近刚镇压了一百多人，这些土匪残害人命，无恶不作，你们小心点啊。”谢过老板，我们继续找饭店，有土匪也得吃饭，小饭店里，我们成了唯一的一批客人。如果真的碰上了土匪，我们几个还不是老虎口里的小菜？“怕吗？”我自问，“不，到那时候，怕也没用，只有理智才能取胜，理智，不能流露半点怯懦。”我想起佛教有个说法，即本性若正，则外邪不入。我碰了一下素描：“哎，你猜我想什么？如果真碰到土匪，说不定你能蓖练送范亍?/span>”

“别瞎说！”

“到时候，咱们也假装是土匪。”

“咱们才不会碰到土匪呢，相信命运，一切都是注定，怕也没用，这是天数。”她坦然自若。

第二天，从松柏到红坪的路没那么险。一路上，我们在玩一种游戏，把钢笔尖触到速写本上，然后就不管它了，随着车子的上下颠簸，纸上出现了自然形成的曲线，并构成一幅奇异的画面，这是公路的心电图、五线谱，它具有特殊的旋律与节奏，是公路与人相结合的特殊产物。后来我居然敢把它拿给李老师看，李老师也竟然感慨地说：“国画，还就得这么画。”他若知道我是如何画的，该当何讲？

这一路上，数马熊最兴奋，这个小熊好象第一次出门似的秸饷创蟮奶斓囟治枳愕福×糠⑿棺约旱氖s嗑γ阒种侄褡骶纾φ梦也坏貌淮铀懊嬉慌抛蛔频胶笈牛铱醋潘】此垢叶欢夷源ド系谋蟮耐贩⒁讯纤驮谒掷锪礁恕?/span>“哎哟！”这时车尾巴猛地一颠，把我俩抛得老高，忽然，我们都忘了刚才的恶作剧，觉得这么一颠一颠的真是好玩儿，我们就尽情地随着车子颠儿了起来。马熊真像个小笨熊，不该颠儿的，他也故意颠儿起来，结果头撞在车顶棚上，看见大家笑，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人的情绪互相感染，驱逐了旅途的疲劳。

中午到达红坪，下午步行去燕子洞，途中的“五里画廊”名不虚传，天井洞留下我们的足迹，在那儿，我拍了一张最具夸张的“土匪照”，把头发全部披在眼前，两只手各握一把匕首作拦路打劫状。半路上，果真“劫”了一辆卡车把我们捎到天门垭大桥，司机说：“过了大桥就是燕子洞了。”

站定在天门垭的大桥上，视野开阔，顿觉天高地远、气势磅礴，久居城市的压抑至此一扫而光，心灵自由得像展翅飞翔的小鸟。

我们沿着一条自上而下的溪水道，好容易爬进了燕子洞，鞋子里灌满了雪水。洞内是一个天然的大厅，“天花板”到处滴水像下雨一样，水落到地上的声音汇合起来，像音乐般“叮咚”悦耳。山洞的深处漆黑一片，远远地传来轰鸣的水声，深不可测，据说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只燕子，曾经有人进去，想看个究竟，结果惊了燕子，铺天盖地飞出来，扑灭了火把打肿了头。我们本想下到洞内去探视一番，因为没有火把，只好作罢。在水洞相反的方向，我发现一个天窗一样的圆洞，我向上爬去，没多远就看见了天日，也许这是下山的又一条路径，我想，如果从原路下山，非得摔个满身泥浆不可。我满怀希望地伸出头向外窥视，又失望地缩回头来，外面只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木林，没有砍柴刀是无论如何出不去的。

燕子洞的大厅里，已升起了袅袅炊烟，大伙开始用饭盒煮米饭。我们四处寻找可以升火的柴草，洞口处的几片稀稀落落的茅草成了我们扫荡的目标，素描的打火机第一次派上用场（想来可笑，当初她一买来打火机，就在大街上过瘾，“咔吧、咔吧”打了个痛快）。好不容易把饭烧到半熟，带着一股烟火味儿，大伙就迫不及待狼吞虎咽地吃了。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钟，还要赶十几里山路返回旅店呢，这才想起，怎么没看见一个燕子？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一点不假。我们用一条白色的背包绳子象征性地串连在一起，侧着身子慢慢地往山下蹭，原路是不能走了，因为雪已踏破，露出下面的稀泥，我用一把大刺刀开路，在旁边另辟蹊径。积雪可救了我们的命，我每走一步，都踩出一个雪的台阶，随后是马熊、玛丽、大田，素描像个小秤砣坠在后面压轴。我手腕上拴着的绳子特碍事，据说是为了我的安全，不然我真想挣脱它，有一次，它竟脱离了我两秒钟，当下就被马熊发现，于是我又装模作样地把它套在手上。当我的脚最先踏上地面时，我快活地大叫：“我自由了！”我坐在路边上，一边欣赏那几个空中悬人，一边倒掉鞋子里的雪水，拧干袜子，天啊，鞋里灌了这么多的水呢。

回去的路上，我们口渴极了，一路吃着脏兮兮的雪，冰凉的雪水缓和了我们喉咙里的焦灼，在一个山泉下，我们又喝了个够，不久，我们找到了养路人的小屋，把他刚沏的茶水扫荡一空。他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近路，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

穿过箭竹林和灌木丛，迈过老朽倒坍的树干，一片开阔地，有两户人家，他们的狗，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得过分热情，使我们手足无措。当我们继续行程时，天已全黑了，远山，勾出隐隐的轮廓，半山腰上，有一点火光，火里冒出的白烟，从这山飘到那山。

“那是什么火？”

“好像是个山洞，洞里有人。”

“是野人吧？”我们一边走一边用想象为那火光渲染些神秘色彩。

“没准儿是什么人在那儿聚会，火上还烤着山珍野味呢。”

“别说！我都快饿死了。”

在这条陌生的路上，我们仅仅凭着直觉，朝着红坪的方向一声不响地走着，时而，踏过一座用几根圆木钉成的小木桥。我信赖地跟着前面的人，是的，如果我是一个人，我无论如何是回不去的，我也许会迷路，我也许在黑暗中会恐惧，可现在我们是五个人，五个人，这就是力量。当我们走出小路，重返五里画廊，个个欢呼雀跃，大家七嘴八舌打破沉默，谈起各自的创作构思，不一而足，热烈非凡。有人要画神农架此时此刻的夜景而打亮了手电，竟把我们的影子无限放大地投射在对面的五里画廊山壁上，影子周围，如佛光一般，这光向外扩散，成为妙不可言的奇观。那天，我们走得筋疲力尽，晚上睡觉时，把脚垫得高高的，一觉到天明。

前边不远就是大神农架主峰了，我们终于下决心精减行囊，一多半的东西被寄放在一位老乡家，只剩下行李和吃的，在素描的提议下我们买了十斤米背着，马熊还买了一瓶白酒：“上山也许用得着。”

那天，天气阴呼呼的，空中偶尔飘点雨丝，但却是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一天，我们面前停着两辆长途汽车，鬼使神差的我们上了第二辆，结果我们碰到了一个重要人物。假如，我们当初去了武当山，我们会和他失之交臂。

“你们几个上哪儿去？”真没想到，在这儿竟听到地道的京腔，我们又惊又喜齐刷刷地回过头去。他穿著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身后背着半自动步枪，高个，方脸，正奇怪地看着我们。

是他，刚才我们在小饭馆吃饭时曾注意过的一个人，当时大田还说，这个人肯定不是本地人，大概他也在注意我们。

“我们上大神农架！”

“啊？你们几个能上去吗？”

居然有人怀疑我们的能力，我们七嘴八舌地说：“当然！怎么不能？”

“好！你们要上大神农架，我给你们带路！”

哇！这下轮到我们闭不上嘴，听说有人带路，我们高兴坏了，经一番各自的介绍，我们知道，他叫于工，是中科院武汉分院奇异动物考察队的，他还有一个弟弟叫于建，本与他同行，因生病暂缓上山留在红坪。大田兴奋起来，原来他在报纸上见过这两个人的事迹，哥俩都是北京市的工人，1980年，因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向科学挑战--“野人之迷”》的文章，遂自告奋勇致信给中科院，要求自费进山考察，然后自筹了一两千块钱，兄弟俩双双放弃了工职，投奔科考队开始探险生涯，至今已三年有余。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不正是我们此行所梦寐以求的奇遇吗？当初，老师不让我们来，怕出危险，我们就找理由，我们和老师下保证，绝不单独行动，一到神农架就和考察队取得联系，和他们一起行动，如今，想象和夸口都变成现实，真乃天助我也。

车子在公路的尽头停下，我们下了汽车，接下来的路，全靠步行了。于工的装备非常专业，鸭绒睡袋，压缩饼干，及种种野外生活用品，全部装在大背包里，除了半自动步枪，他还有一把手枪，真令人羡慕：“有了这个家伙，走到哪儿都不怕了。”于工向我们保证，这次上山，一定尽地主之益，请我们尝尝神农架的野味。

我们离开越来越荒凉的土路，拐上一条上山的小路。将近中午时分，在于工的引导下，我们在半山腰一户山民家吃了顿家常便饭。在那深山老林里，独此一家，考察队在这里设了个中转站，于工当然是这里来来往往的常客。那顿饭吃的是玉米碴粥，辣椒萝卜汤，粥粗得难以下咽，因为山高气候偏冷，作物很难真正成熟，真正是皮多肉少，一嚼一口渣子。但于工吃得很香：“你们到山上，就吃不到像样的饭了，吃饱一点儿。”在他的感染下，我们像最后晚餐般珍惜起这顿饭来。付过饭钱，我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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