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湘江,万里长路最惨烈之血战

踏访长征路：第二站--湘江,万里长路最惨烈之血战

2006-10-12 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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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过去，见证了当年血战的湘江平静而祥和。

广西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

广西兴安县狮子山顶的湘江战役纪念碑主碑

如今广西全州的凤凰嘴渡口的百姓过着平静而恬淡的生活。

当时在红军队伍中担任卫生员的张育发，

亲历了那场红军损失惨重的湘江战役。

尽管记性不太好了，但对于当年那段历史，

老红军刘华连记忆很深刻。

■本报记者高利锋发自广西兴安、全州、灌阳

■核心提示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央红军在40多天中接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从江西突围出来后，在广西的灌阳、兴安、全州三县之间的湘江地域，遭到国民党军队三面重兵包围封锁。红军陷入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前堵后追、三面夹击中，敌方30万人马装备精良，布下绝杀之阵，血战一触即发。

“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第一场大战，也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场生死决战。”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管理处常务副主任蒋小平说，湘江血战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元气大伤。

■血光，决战前夜

2006年9月29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界首渡口。3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正在湘江河畔嬉戏打闹，波光粼粼的江面寂静无声，一派祥和的景象，让人无法想象当年那悲壮的场面。

界首镇位于兴安、资源、全州、灌阳四县交界地，濒临湘江，交通发达，自古便是商贾云集、贸易繁荣之地。而72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湘江战役，更是将这个古镇写入了红色历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在江西、广东、湖南等省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为此颇为恼火。11月12日，他急忙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并先后调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整师，30余万的兵力，在湘江沿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决心“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光我们兴安境内几十里的湘江地段，就盖了140多个碉堡。”界首镇94岁的刘发祥老人回忆说。刘是当地的一位老铜匠，1934年底，红军长征强渡湘江时，他曾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并为红军带路、架浮桥，为红军最终突破湘江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队伍在缓慢西进，国民党军队紧急从三面赶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湘江血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血色，血染湘江

“那次仗打完后，江水都成红色的了，江底到处是战士的尸体。我们老百姓都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曾在战斗中为红军搭建浮桥的界首镇94岁的刘发祥，目睹了战斗的惨烈过程。

事实上，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四大渡口中，界首如此，其他3个渡口同样血染湘江。

界首往北，是大坪和屏山两个渡口，它们距离全州县城仅10余公里，渡口两岸是矗立的高山，江面狭窄，江水较深，仅一只小船摆渡。1934年11月的最后几天，随着觉山铺、光华铺阻击战的日渐艰难，红军主力最后改为从下游十二公里的凤凰嘴渡过湘江。

凤凰嘴位于全州县凤凰乡和平村湘江旁，也是湘江古渡。清代以前曾在这里设建安司，为农产品货物集散地，渡口上游也有一个堰坝，江面宽阔，水浅可涉渡。

1934年9月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就是从这儿涉渡过江的。

其后，九军团、五军团十三师过江时均遭敌机轰炸，但他们的损失还不算太大，而最后过江的八军团则损失惨重。八军团长征时有一万余人，但过湘江后，只剩1200余人，编成一个团给五军团，八军团建制撤销。

2006年10月2日上午，记者到凤凰嘴采访时，在江边遇到了60岁的马兴武。他常听长辈们讲，战斗过后，老乡们在江边连续三天掩埋烈士尸体，而更多的烈士则沉没在江底。

“湘江战役惨啊！战士的遗体浮在江面上，江水都成了红色。”88岁的刘华连老人回忆起那段历史，很悲痛，“我是扒着战友们的遗体过的江。”

这个曾经参加长征的老红军，住在老山界脚下的华江瑶族自治乡同仁村，身体很硬朗，平时经常下地干活。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老人正在院子里劈柴。老人现在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对于72年前的那段历史记忆很深刻。他是江西人，1934年，16岁的他跟大哥一同参加了红军，随后跟随大部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他渡江时，战斗已到最后时刻。12月1日上午，包括红一军团的第十五师等8个师还在江东，为了保住全州凤凰嘴渡口，为江东部队赢得渡江时间，坚守觉山铺一线的红一军团的将士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在10多公里的战场上逐个山头与敌人争夺。

直至12月1日中午时分，军团首长才命令一、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边越城岭山区转移。

■血祭，悲剧本可避免

那几天，湘江是一条血染的江。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红军踩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桥上，头顶上，几十架飞机轰炸着、扫射着，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鲜血，把碧绿的江水染红了。

湘江之战，是红军创建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从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遭重创，共经历了9天血战。这一战，使红军遭到了极大的损失，部队由开始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实际上，红军也并不是毫无机会。”广西全州县党史办主任蒋庭松介绍说，因为国民党各部队间貌合神离，担心红军夺取桂林的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广西全州至兴安之间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但很可惜，红军并没能抓住。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憾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从苏区出发到渡过湘江这一段路程，我们都是以‘搬家’的方式进行的。小到坛坛罐罐，大到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抬的石印机、大炮底盘，什么也舍不得丢下。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当时在红军队伍中担任卫生员的张育发，亲历了那场红军损失惨重的湘江战役。张育发今年88岁，湘江战役中受伤走散，数次寻找红军队伍不得后在当地成家，一直居住在兴安县兴安镇冠山村。

稍纵即逝的战机，就这样延误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湘江战役后，红军所带辎重基本丢失，终于能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作战了。更为重要的是，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契机。

三大战场悲壮抗敌四昼夜

■新圩阻击战：红6师18团和红34师全体阵亡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北部，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古岭头仅5公里。一条通往灌阳县城的全(全州)灌(灌阳)公路自此而过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和桂军进逼湘江封锁湘桂边界的必经之路。

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险峰、茂林紧紧扼住公路的道口，构成了阻击战的理想阵地。

2006年10月1日，记者乘车过了新圩乡，快到马渡河时，当地的司机师傅就把车在路边停下了，他指着两边的山说，“据说，这里就是新圩阻击战的主战场。红军当年就在这里埋伏，阻击灌阳而来的桂军，掩护正在界首渡江的主力红军”。放眼看去，两边远处群山层叠，近处是几个较低一点的山。

72年前的1934年11月28日，天刚亮，桂军的四十四师向红五师阵地发起攻击，红军突破湘江的战役首先在这里打响。新圩以北5公里的古岭头是红军抢渡的必经之地，而新圩以北又无险可守，红五师必须死守新圩才能保证红军主力的安全。

《红军长征史》里提到，在新圩阻击敌人的红军部队不断接到总部这样的电文：“红星，纵队正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这每一份电文就意味着让这些阻击部队坚持再坚持，因为他们多坚持一分钟，中央纵队就多一分安全。可是，这种坚持，面对的却是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付出的代价是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