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澳门：郑家大屋郑观应

澳门：郑家大屋·郑观应

澳门郑家大屋,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祖屋，位于妈阁街侧的亚婆井龙头左巷10号,现址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当年，也许是高墙四筑，院内房宇错落有致，庭院曲径通幽。今虽已荒废，但依稀仍可一窥它的宏伟与堂皇。大屋的建筑特色是古雅的19世纪中式院落式大宅，但又受17、18世纪葡式住宅及西方古典风格的影响，是近代澳门岭南派宅院的代表，是澳门保存完好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大型民居建筑。

进了门楼便是一条长巷，从长巷往里走，右边是逾丈残墙秃壁，青砖厚实，砌有窗花，古朴雅致。高墙尽头是正门洞，由两道门构成。前门额书“荣禄第”，后门高悬“荣德厚施”横匾。据说，1887年，我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惨不忍睹。郑观应与其父郑文瑞为赈灾宵衣吁食，不遗余力，先后募银14万2800余两。李鸿章等奏请朝廷批准，封赐荣禄大夫，“荣禄第”由此而来。“荣德厚施”就是李鸿章对他父子的直接赞语。

建筑沿妈阁街方向纵深达120多米，以青砖为主要建筑材料，依序布置了大门建筑、仆人房区建筑及主门楼后的两座并列的合院式建筑。主房区主要由两座四合院式建筑组成，两房区之间以大内院相连。府第内楼房林立,陌巷通幽。其内庭的格局则以中国传统式大宅为蓝本，但却处处体现中西结合之特色。其中中式建筑手法主要表现于屋顶、梁架结构，建筑材料檐口墙体之彩绘及泥塑浅浮雕。内院中多样的窗户，以及主入口自檐口往内收退的处理手法，还有趟拢门等，而西方或外国之影响则印证于一些室内天花的处理、门楣窗楣的式样、檐口线，源自印度的云母窗片，以及外墙之批荡等。宅门入口檐壁上有中式壁画，为典型传统中式风格，门廊内墙身上设有神龛，而天花则是西式泥塑图案装饰。门廊内有花岗石梯级过渡至地平稍低的主建筑群空间。与传统中国民居不同的是，主建筑群各房区入口全部饰以两重花岗石门框，一色面向西北，各门排成一条直线。大宅内古色古香,有主人用过的古井,有郑观应手植的紫荆花。据曾租住大屋的澳门居民说,至抗日战争期间,客厅还挂有李鸿章的题词。

链接一:郑观应其人

郑观应（1842-1922年），三乡雍陌人。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名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侍鹤山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为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七八岁时迁澳门居住。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17岁时放弃科举，离开澳门，遵从父命到上海从商。此后二十年左右，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又自已经营贸易，投资轮船公司。光绪六年（1880年）后，先后由李鸿章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早年虽厕身洋行，但关心时政，热心西学，为洋务派出力，而在思想上与洋务派又有分歧。中法战争期间，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曾只身深入暹罗与金边、西贡侦探敌情，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打击，便注意研究财务，19世纪80至90年代初逐渐形成维新改良思想。以"道"、"器"的关系表述旧学和新学的对立，并以"由博返约"作为向西方学习的途径。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认为"欲张国势"，就必须改变专制，实行议院制，广办学校，培养人才。谴责洋务派"舍本图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根本不可能抵御外悔。强调"以商战为主"，指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业"。即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即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要求实行护商政策，采取"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护商措施。光绪十八年（1892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是年由盛保举，重入轮船招商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汉阳铁厂总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19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趋于保守，后竟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敌视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鄙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厌恶军伐混战。

尽管他为报国的抱负作着不懈地努力，但他的主张并不能为更多的人特别是朝中能采纳，1885年5月下旬，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郑观应以养病为由，不得不弃仕还乡，回到了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的郑家大屋，从此深居简出，在这里潜心整理了先前所著述的《易言》，写作成了《盛世危言》。他思考着“天之心在民”，天心即是圣心，圣人之心，呼吁变法维新。他思考着“天心仁爱”，召唤几千年来的大同理想。他想以另一种方式强国济民。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侍鹤山人诗草》等。

在60多年的 “商战”中, 郑观应把自己造就成为著名的改良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诗人和旅行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作为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是一部思想学术水准极高的巨著。在他的这部警世论著中,充分体现了他秉正直言的精神,勇敢地提出了“千古无不变之法,亦无不敝之政”的论断。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毛泽东等几代伟大人物,就连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也亲自下令加印两千部,赐给殿下群臣阅读学习。之后，维新变法开始了，其政治、经济举措与《盛世危言》所倡导的非常一致。可是,谁曾想到,这部书是他在澳门贫病交加时完成的,由此可看出他的救世之心。作为思想家，郑观应的政治主张极富哲理。“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这是些至理名言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仍然适用。后来，一个年轻人慕名拜访了郑观应。郑观应与他的一席长谈，使这个年轻人坚定了自己的大同梦想。这个年轻人就是孙中山。同样的，毛泽东也深受他的影响。当年毛泽东从校友手中得到《盛世危言》如获至宝，深夜里把窗户遮起来悄悄看《盛世危言》，不让灯光透出去，怕父亲知道。他还是入迷地看着，彻夜难眠。循着书中的论述，想着大地民生，人民的疾苦。

郑观应故居位于三乡镇雍陌村。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向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中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面积约204.5平方米。该故居为郑观应于1903年出资为其父郑启华而建造。现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有灰雕、墙画。屋内保存有木雕镂空神楼、神台，并雕有人物、花鸟、狮子等，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艺术特色。屋内还存有："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两块木匾（已破损）。该故居现由郑福田代管和居住。现保存良好。

链接二:失火后得到修葺

2007年5月27日晚，澳门正在修葺中的名人故居“郑家大屋”突然失火，幸亏消防人员快速赶到，及时扑救，才未造成大的损失。位于妈阁庙附近龙头左巷的“郑家大屋”是中国近代著名改革家和教育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的祖居，迄今已有120多年历史。消防人员说，“大屋”晚上9时许传出火警，消防局立即派出消防车。初步控制火势以后，改用喷洒式水头居高临下扑救，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
澳门特区政府计划投资3000万澳门元恢复“大屋”原貌。“郑家大屋”除按原貌进行一系列的维修工作外，澳门文化局计划于原址设立“郑观应故居纪念馆”，并筹备开办“郑观应文史研究中心”，以搜集、整理、收藏和研究郑观应的档案及文献。澳门博物馆现公开向社会征集有关郑观应及郑家大屋各类文物及资料，希望得到澳门及各地热心人士积极响应及参与。

链接三:郑观应·《盛世危言》·郑家大屋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部影响巨大的政论专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首先在澳门打开了一扇西看世界的窗子，以后西学东渐，19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忧国忧民、研讨富国救时良方的热潮。在群言浩瀚中，《盛世危言》是90年代初一部警世醒时、震动朝野、传诵数十年的巨著。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读了这本书，致函作者郑观应，再讨20部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①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藩司邓华熙还先后三次把《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这位思想家比较开明的皇帝读了，也大为赏识，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①。自此“京都各地索者络绎不绝”。郑观应自己又刻印了500部，几年之内朝野翻印20多次，共10多万册，科举考试也常以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不久，这本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行一时。以后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都曾起过启蒙和催生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不少来自《盛世危言》。总之，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政论专集中获得教益和启迪，该书影响的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是罕见的。

澳门是《盛世危言》思想孕育的发祥地

《盛世危言》和澳门这小小的半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作者郑观应（1842－1922年）世居澳门，晚年也有不少时间在澳门祖居郑慎余堂养病写作。他的父亲郑文瑞在本澳设私塾授徒，郑观应先生自小在澳门受教育，17岁参加香山县的童子试落第，才离开澳门赴上海当商务学徒，并随叔你学英语。1862年，21岁的郑观应开始搜集资料，酝酿撰写政论文，其中不少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到了1873年，他把这些“触景伤时”的作品，编成《救时揭要》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申报》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郑观应先生是我国知识分子最早一批向报章投稿的人。《救时揭要》两序一跋均注明写于同治十二年冬至，集中24篇幅文章应该完稿于1873年冬至之前，从内容上看，第一篇《澳门猪仔论》到第七篇《澳门窝匪论》题材全来自本澳社会现状，也是澳门当年贩卖劳工，窝娼聚赌，鸦片流行，洋人划疆分治，官绅无力保关护民……这些使少年的郑观应感触很深。他在《澳门窝匪论》一文中说：“盗贼之炽，奸宄之多，余足迹半天下，从未见有如澳门之甚者也！”他呼吁清政府加强管治，关注子民的人身安全和国家关税的权益。他的文章不但如实纪录了19世纪中澳门社会罪恶的面，切中时弊，也反映了郑观应先生一生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以及改良主义的思想是在澳门萌芽的，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在澳门孕育的。

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不断完美，1880年，郑观应先生又把他后来写的36篇论述，另辑一册，取名《易言》，以杞忧生的笔名出版。他从商业、科技、法治、教育等方面，因“思挽时局”而抒发“内心积感”②。《易言》的题材比《救时揭要》更为丰富，而富国救时的主导思想则与《救时揭要》和后来编著的《盛世危言》都是一脉相承的。简直可以说后二者是前者的续编。1886年，郑观应先生开始酝酿《盛世危言》的构思，从执笔、辑录、删正，补充、修订一直到1893年，五卷本才能刊出，曾获光绪御览并推荐的就是这个版本，此后一纸风行。到1900年他又花了不少心血，增订新编八卷本问世。1907年，他回澳隐居期间，忧国忧民之情更殷，开始编辑《盛世危言后编》，至翌年下半年，这部倾一生心血的力作，才在“澳门郑慎余堂寓所”①续成，分为16册。1919年他自资印出样本350本，1921年再修订后由上海翰华阁书店刊行问世。前后历时三分之一个世纪，纵横审视十余国，力论“中、外盛衰治乱之道”、“国家求富强之法”、“学者修己治人之方”。论点鲜明，论据充实，是他独自经商，以及协襄洋务60年的亲身实践，涉足中外各大城市，对比中外、东西舆情的心得体会，也是他“目击时事，利权日损，漏卮日多，而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因而“究心当世之务”③的心路历程的忠实纪录，是他不断提高和完美的政论主张。

《盛世危言》是当时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

《盛世危言》是一部标志当时思想学术最高水平的巨著，是郑观应的代表作。夏东元先生评价郑先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李泽厚先生评价郑观应先生是中法战后至中日战前改良主义变法维新思想的代表，由微弱的经济改革前进到微弱的政治改革；由不脱洋务色彩到具有自己独立的性格。众所周知，中日战争，是引起国人顿悟的一役，而在这一役前而达到这个认识高度，是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先进思想的代表。

在政治上，郑观应先生是最早提出政制改革的人。在《易言》中，已提出设议院的主张，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并“体察民情，博采众议”，目的是谋求“长治久安之道”③在洋务派只热衷购买洋枪洋炮、轮船机器，而不敢触动封建统治体制一根毫毛的时代，而早在1880年之前，郑先生立宪，提议知识分子参政，在当时是相当新颖而大胆的主张。他批评洋务派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而主张把“攘外”作为救国首要任务，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些见解比一般洋务派高明得多。持这种主张的人，当时是少数。郭嵩焘当年就因为能比政体上深察时弊，客观地介绍西方民主立宪的优点，引起朝中非议和围攻，外交家薛福成也是90年代出使英日意比四国之后，“始信侍郎（即郭嵩焘）之说”④，才明白单纯学习西方的技艺，或者致力经济发展而不触动旧的政治体制是不行的。“效法西洋”的根本，就必须像郑、郭两位先进人物所分析的那样，必须改革政制，才能与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相适应。当时改革的目标，是君主立宪，改革封建统治者的专政独裁，那正是十多年后戊戌政变提出的目标。近年才发现的郑先生1884年《南游日记》原稿闰五月十九日旅次新加坡中记：“余平日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务，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杆格，难臻富强。”夏东元先生因而论证“科学与民主二者有机的联系的见解，是郑观应先生最早提出来的⑤。

在经济上，郑观应有许多实际的体会，因而能提出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政策，这是他的改良主义维新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也是他较为突出的贡献。郑先生堪称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的精英。他17岁厕身商界，从杂工开始，31岁成为“腰缠十万”富商；从外商洋行买办到投资贸易、航运、矿务、电线、机械等行业，跃为中国第一代的实业家，其才干和胆识不但使他的事业有不断的成就，其识见和经验更为洋务派所赏识，先后得到盛宣怀、李鸿章等的器重，委办官方商务和军事活动。在中法战争时，被委派向美国购买枪炮军火，被派到南洋诸国暗探敌情，到港澳查缉私贩军械案，可见他是洋务派中一位精明实干人才。1892年招商局被外资怡和、太古夹攻，情势恶劣，盛宣怀也想请郑先生“稍出奇兵”克敌制胜……可见他对商战也是颇有经验和气魄的。事实上，他也忠心耿耿地从爱国感情出发，向洋务派提出许多有见地的建议，例如反对挂洋旗的货船仅纳子口税，建议铺设长江、浙江电线，献议天府之国——四川建筑铁路干线，提议引进美国优种棉籽，在发展大海轮之前预购码头用地等等。这一系列的主张和活动都是见闻广博、信息灵通而有远见、有魄力者的表现。但是，在腐败透顶的官僚资本和财雄势大的外国资本排挤和压迫下，郑先生屡受挫折、诽谤，加上个性乐善好施，“轻言重情”⑥弄到晚年贫病交迫，还因保荐他人被连累在香港被羁留经年。因此，他在经济方面的卓识远见除了得诸勤奋好学之外，与他丰富的成功经验和沉重的失败教训是密切相连的。郑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在富强；要攘外，主要靠在商业上打胜仗。要在商战上取胜，必须建立工业作为后盾，政府有必要扶助民族资本，发展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先生也继承了这一主张，成为三民主义的一大内容。到了晚年，郑先生看透了官办洋务的种种弊端，非常气愤，提出企业“不由官办，专由商办”的主张。1895年他提出：“专制之国，政府动施压力，且现无商律。纵有商律，尚无宪法。”这反映了郑先生的法治思想。他还认为中国的工商业者应效法西方，组织商会，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政府实行护商政策，收加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当年，这些主张是很先进的，今天也很有参考价值。我们再看看一个世纪来日本经济飞跃世界前列的轨迹，对比之下，就会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实践家，其聪明智慧是毫不逊色的，可惜他们长期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中国封建顽固保守势力却如此根深蒂固，确令人慨叹。看来要当政者采纳先进思想，做到科学决策，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确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制度就更难了。

倡导国家兴衰根本在教育的先进主张

在教育上，郑观应先生的主张也是很有远见的。虽然他对科举采取可改不可废的态度，看来是保守一点，但实际上他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极力介绍西方学制。在《易言》中有《西学》篇，他热心推荐德国学制，赞扬其平民教育、女子教育的发达。并指出初等、中等教育必须上下连贯，建立一个完整的学制；提出西方以“必用之书”作为教材，以“因材授学”的方法，培养出各种各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我们应该仿效的。他认为，国家要在军事、经济上“制胜于人”必须仿效的。他认为，国家要在军事、经济上“制胜于人”必须仿效西方教育。因此，他已能明确地认识现代教育的社会职能。在《盛世危言》这本巨著里，论教育的部分放在总论《道器》一篇之后，分为《学校上》、《学校下》、《西学》、《女教》、《考试上》、《考试下》六文，还附王紫铨、李提摩太、何沃生等有关教育的重视。郑先生在下列四个方面对改良主义思想作出重要的贡献。

第一，郑观应先生最早论证教育在自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国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根本原因是“强于学，非强于人”。因此，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就成为他富强国家的基本建设。他分析西方国家“士有格致之学，工商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学用一致，就有力量；他反对依赖洋工洋匠，反对把教育大权交到洋人的手上；他主张学堂要以“天球、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言语、政事、律例”⑦等丰富的、现代的、各专门的衫学科，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自强运动开发智力资源，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见解，比之只讲求学习西文西艺的洋务派，确是高明得多。

第二，郑观应先生最早倡议建立西方近代学习制。大家知道，西方近代学制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是近代工业革命对劳动者文化水平要求的直接反应。郑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改良主义的理论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充分发展的19世纪后20年，他就倡导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的思想是超前的。他建议州、县地方设小学，县、府设中学，京都设大学，循序渐进，上下衔接，教以先进的科学，“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三年则拔其优者”⑦评为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出身。这些主张已经具备一个班级授课形式的、有固定年限的、通过考试升级的\三等衔接的近代学制的雏型。在此之前，李提摩太等曾撰文介绍西方学制，但构思中国建立完整学制，却是郑先生研究西方教育而联系中国实际的结晶。虽然这是一个较粗糙的、改良主义的方案，但到底是找到一条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年历史条件所能接受的。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废科举，兴学校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1902年张之洞主持制定《壬寅学制》，次年又颁行修改的《癸卯学制》，也是受了郑先生思想的影响。国内学者认为，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关于学制的设想与他《公车上书》所提的相差很远，而与郑先生的倡议有更多的一致性⑧；周德昌教授认为，郑先生的言论是后来百日维新“变科举、兴学校”思想的直接来源⑨。

第三，郑观应先生最早提出变书院为学堂的主张。他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是极力批评科举制度的。一方面由于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出自他作为实业家的经验，比较注意考虑经济条件，主张把书院变为学堂。他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使之有学校之实”⑦，也就是说，改良书院，授以西方学校实用课程，文科教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门；武科分陆军和海军，也分别授以专门课程。这个主张不失为实际可很的办法，后来也成为百日维新的具体措施。光绪帝谕令：“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谕令中所提及的章程，是梁启超先生所草拟的，我们从中看到，郑观应先生的主张，康、梁、光绪差不多都是“照单全收”的。其中各级授予的功名，为生员、举人、进士等也与郑先生的设想一模一样。

第四，郑观应先生是最早提倡女子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最早期的作品，已反映出男女平等观。在《救时揭要》中的《劝戒溺女》篇，提出不分男女，“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批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办斥溺毙女婴的残暴。在《盛世危言》中，他专立一篇《女教》力陈女子受教育的合理和有益。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女子学校是1896年郑先生的朋友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到维新变法后，中国女学才逐步增加，维新运动成员陈子褒1898年从日本回到澳门办学，也开澳门学校招收女生之先河。这些都是郑先生倡议后十年八年的事了。

郑先生的祖屋　澳门有价值的文物

郑观应先生的祖居在哪？就在澳门下环区的龙关左巷12号——俗称“郑家大屋”。这是郑先生的父亲郑文瑞所建的大夫府第。它后倚西望洋山，高墙外参天老榕成荫，西北面向海湾，远眺湾仔银坑一带，风景怡人。郑观应先生有两首七绝《题澳门新居》：

一

群山环抱水朝宗，云影波光满目浓。

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

二

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

依家正在莲花池，倒泻波光接斗牛。

诗中并附注：“先荣禄公梦神人指一地曰：‘此处筑居室最吉’，后至龙头井，适乎梦中见，因构新居。”

郑文瑞先生又名郑启华，古道热肠，乐善好施，1871年参与倡建澳门镜湖慈善会，成为倡建值理之一；1876年江南旱灾，老人身居濠镜，却关怀大陆同胞，“捐资为倡，并谕伊子郑观应等在上海筹捐”①及后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各地有灾情，郑氏父子都多次赈灾捐献。李鸿章等奏请皇帝将郑氏父子捐赈事迹载入原籍《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于1881年获朝廷批准。这是郑家一页光荣史。郑文瑞先生是没有得到功名的文人，荣禄大夫的名衔是封赐的。今天，在郑家大屋二门“荣禄第”三个大家下面，还挂着一块大横匾，上书“崇德厚施”四个大字，上款：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下款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字迹雄劲有力，“崇德厚施”就是表彰郑氏父子赈灾有功的题词。曾国荃是1864年攻破天京，纵火七日的浙江巡抚（湘军头子曾国藩的胞弟），因而“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他当山西巡抚，是1875年到1881年，由此判断，这个题字一定是在1881年，因为接着他就升任陕甘总督了。

据曾租住郑家大屋的澳门居民说，抗日战争期间通奉第楼上客厅还挂着李鸿章的题词；二门内的主体建筑——“通奉第”两旁垂下对联；“前迎镜海，后枕莲峰”。这对联据说是郑观应先生的墨宝，但与郑先生的其他手书比较，难叫人入信。巨宅古色古香，还留有老树古井，府内楼房林立，巷内有路通幽，可惜花园中也加盖了房舍，圆形的装饰门安装了铁闸，砖墙裂痕累累，檐顶杂草丛生，各式造型别致的窗门分别换上不同的玻璃或钉上护板，屋檐的浮雕造型难辨，顿感黯然失色，倒是墙上青瓷通花砖仍光彩依然。

郑家大屋建于何时？根据上列资料，它很可能始建于晚清1881年，与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最后的一年。但府第大概不是一次建成的。郑观应先生在预立的遗嘱中有说：“历年仰事俯蓄并陆续资助先严建造澳门龙头井之屋……”⑥郑文瑞先生共有九个儿子，为官为商，次子郑观应只属“资助”建造巨宅。但自新宅建成以来，郑观应却经常回澳门住在里面。1884年，郑观应先生为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则直）委派，携妻妾从上海回穗。妾赵氏入门两年才第一次“归睹澳门本宅”，而且一住七年，“事翁姑”与“妯娌”相处，至1891年才随夫移居羊城。在郑先生年谱中，可见他经常回澳度岁，探望双亲，父母逝世，两次回澳守制，及晚年养病、隐居、修道等在府第的纪录也不少。《盛世危言后编》也就是在这里撰写、整理和补遗的。

郑观应先生晚景凄凉，闲居澳门，欠债累累，得到兄弟戚友“竭力相助”，盛宣怀也曾加以援手，除借两笔款项外，1915年，还把自己新购的招商局股票作为郑观应的红股，另花红一二万两，为使郑晚年可以“敷衍”过得去。但郑先生执意退回股票，声言将这些股份的余利拿来办幼儿园，自己只受职拿花红。由此可见郑先生既热心教育又颇为克己。郑先生热心助人，有江湖义气。他认识孙中山先生，而且多次给予资助，1894年，他亲自写信给盛宣怀介绍刚从澳门到广州行医的孙中山先生：“孙医生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①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首先得郑观应先生的引荐，也是由郑先生提出清李鸿章为其办理游学泰西的护照的。结果如愿以偿，当年10月，孙即赴檀香山并于该地建立兴中会。在《盛世危言》中，郑先生还辑录了孙中山先生的两篇文章。当年孙中山28岁，郑比他长24岁，可谓同抱救国救民理想的忘年交，这也是与澳门有关的一段珍贵的革命情谊。百日维新失败，康、梁仓促逃避海外，据说郑先生一度在澳门家居收藏康有为的母亲以及梁启超一家。他的好友经元善因上书劝慈禧不要废光绪另立大阿哥，触怒西太后，1900年被通缉逃到澳门，郑观应先生亲函澳门亲友照应（后请廷向澳督施加压力，经先生被逮，曾因禁于大炮台）。可见郑先生利用澳门的老家，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

今天，荣禄第变成“七十二家房客”的古老大院，但它的历史价值在澳门是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遗迹的，这里诞生了一部凝聚着澳门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怀的巨著——《盛世危言》，它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先进人物的故居。

注：

1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简编》。

2见王韬《易言》序。

3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4见钟叔河《走向世界》。

5见夏东元《南游日记》及其体现的先进思想。

6见郑观应《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

7《郑观应集》。

8见崔运武《论郑观应对近代学制的倡导》。

9见周德昌《中国近代教育史》。

10见《中国近代史词典》。

11见郑观应《妾赵氏墓铭》。

12见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二）》，香港中文大学藏。

13见《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

（作者（澳门）刘羡冰，是澳门教育界知名人士、澳门商训夜中学校长、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该文原载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1988年第6期）

链接四:《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郑观应》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待鹤山人，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1842年7月24日生于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他不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实业家、经济学家，而且是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的理论家和爱国者。

郑观应先生给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著作，单行本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长江日记》、《西行日记》、《居易初集》、《中外卫生要旨》，还有大量的散文、诗歌、书信、游记、日记等约200多万言。其中《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部影响巨大的政论专集。1840年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首先在广东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子。以后西学东渐，19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忧国忧民，研讨富国求时良方的热潮。在群言浩瀚中，《盛世危言》是19世纪90年代初一部警世醒进，震动朝野，传诵数十载的巨著。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读了这本书，致函作者郑观应，再讨20部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礼部尚书孙家鼎、江苏藩司邓华熙还先后三次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这位思想比较开明的光绪皇帝读后也大为赏识，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从此“京都各地索者络绎不绝”。郑观应自己又刻印了500部，几年之内朝野翻印20多次，共10多万册，科举考试也常以该书“近序时务为题目”。不久，就部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靡一时。以后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都曾起过启蒙和催生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不少来自《盛世危言》。鲁迅先生称赞：“郑观就先生是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作家。”蔡元培先生赞扬《盛世危言》是“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的佳作。总之，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政论专集中获得教益和启迪，该书影响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罕见。

《盛世危言》是当时发言改良主义思想的先声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简短的几句话，把御外侮与振工商以致富强，以及改良政治体制以适应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这是郑观应心路历程的表述，是他60余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一生大量著作中的思想结晶。郑氏一生经历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庚申之变、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的屈辱事件，目睹日益严惩的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濒临被瓜分的惨祸，于是郑氏把“攘外”作为救国的首要任务，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反映了郑观应先生一生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

《盛大世危言》是由他的《救进揭要》、《易言》发展而来，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居于澳门时所辑著，是郑氏社会改革的理论著作，是当时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盛世危言后编》则是郑氏一生实践的纪录，于1909年在澳门著成。它们涉及到政府吏治、财政经济、军事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和新型人才培养，乃至女教、女权、社会风气和结构改造、慈善福利、流民和犯人如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等等，均有阐述且多有创新。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论述总是最广泛、水平最高者。特别是关于发展经济方面的论述，明显的高人一筹。他认为，市场上与洋商角胜，靠实力；谈判桌上与列强讨价还价争权利，靠实力；军队在战场上取胜，仍靠实力。他认为：“实力”包括范围很广，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故。应将经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加速进行。

怎样搞活国家经济呢？从生产过和到流通过程，从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资源，郑氏都有合乎逻辑的精辟论述，但始终如一突出强调的是两条：一是人才，二是资本。他一直呼箴：“国之盛衰系乎人，实业成几系乎人。”没有与改革相适应所需要的人才，不管有多么美好的设想，都将成为泡影。对于酱，郑先生明确认识到，发展实业必需有充裕的资金，除了想办法筹集国内资金例子如设股分公司招集股金，办银行以集“举国之财”，用于急需的实业等等外，还担出开辟“万国商场”的设想，认为边省地方就“大开门户”利用各国的资力，例如海南省和广西北海就可以这样做。他还诊断中国的工商业者应效法西方，组织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在近百年前，郑观应已有这格构想，真不愧为有胆有识和有远见之士。

为了追求中国现代化，郑观应这位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代有，从1858年起，亲自经营实业60余年，先后担任过洋行买办及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中国近代几个大型企业的帮办、会办、总办等要职，从挽回民族利益出发，经营商业，投资工业，活跃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在他精辟的论述中，提出“富强救国”，强调著作是非常有鬼力和生命力的，至今读之犹颇有新鲜感。《盛世危言》等重要著作，形成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中，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提出国家兴衰根本在教育的先进主张

对于教育，郑观应的主张是很有远见的。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就极力介绍西方学制。在《易言》、《西学》篇里，他热心推荐德国学制，赞扬该国发达的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指出初等、中等教育必须上下连贯，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倡议仿效西方以“必用之书”作为教材，以“因材授学”的方法，培养出各种各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认为，轩家要在军事，经济上“制胜于人”，就必须仿效西方教育。在《盛世危言》这本巨著中，他把论述教育的部分放在总论《道器》一篇之后，分为《学校上》、《学校下》、《西学》、《女教》、《考试上》、《考试下》六篇，组成第一个专题，反映了他对教育的重视。郑观应还在下列四个方面对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观应最早论证教育在自强运动中的生要地位。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国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诊断人才之盛衰在乎学校，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是富强国家的基本建设。他分析西方国家“士有格致之学，工商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他认为：“学用一致，就有力学、言语、政事、律例等丰富的、现代的、专门的实用学科”，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自强运动开发智力资源，国家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郑观应最早倡议建立仿效西主的近代学制。在19世纪80年代，郑就倡导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他建议州、县地方设小学，县、府设中学，京都设大学，循序渐进，一下衔接，教以先进的科学，“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三年则拔其优者”，评为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出身。这些主张已经具备近代学制的雏形，为中国找到一条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当时历史条件所能接受的。周德昌教授信为郑的言论，是后来进日维新“变科举、兴学校”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三，郑观应最早提出变书院为学堂，提出改良书院，授以西方学校实用课程。文科教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等六门，武军和海军，也分别授以专门课程。这些主张不失为实际可行的办法，后来也成国百日维新的具体措施。

第四，郑观应是最早提倡女子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早期的论著，已反映出男女平等的观念。在《救进揭要》中的《劝戒溺女》篇中，担出：不分男女，“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批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力斥溺毙女婴的残暴。在《盛世危言》中，他专立一篇《女教》，力陈女子受教育的合理和有益。

郑观应与孙中山的交往

郑观应与孙中山可谓近在咫尺的同乡——雍陌村和翠亨村相距仅16公里。

由于共同的社会背景，相通的爱国之情，以用对西方世界的共识，早在1890年前后，孙中山就同闲居于澳门的郑观应有密切的交往。那时，他俩不但在中西医学方面有共同语言，更主要的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和富强救国的主张等方面志同道合。

对于青年时代的孙中山，郑观应曾热心尽力地给予资助。1894年，他亲自写信给好友盛宣怀介绍刚从澳门到广州行医的孙中山，曰：“孙医士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首先得郑观应的引荐，孙中山游学泰西的护照也是由郑观应请李鸿阊总理衙门为其输的。结果如愿以偿，当年10月，孙中山即起点檀香山并于该地建立兴中会。在《盛世危言》中，郑还辑录了孙中山的《农功》这篇文章。那时孙中山年仅28岁，而郑比他长24岁，可谓同抱救国救民理想的忘年交。

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改良主义思想，对孙中山的启迪和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孙中山接受了他的这个主张，成为三民主义的一大内容。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郑观应则是孙中山的“先行者”。钟卓安教授认为：“如果说孙中山是一朵根植于香山的历史红花，那么郑观应就是来自同一方热土的衬托这朵红花的一片绿叶。郑观应和孙中山都是近代两颗耀眼中华、璀灿的历史明珠！”

《盛世危言》对毛泽东的影响

《盛世危言》这部名著，曾引起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的强烈反应。它对年青时代的毛泽东，也有着启迪性的影响。

1936年，毛泽江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郑观应这位老学者的《盛世危言》，激起我重新学习的愿望。可见，毛泽东对《盛世危言》的印象非常深刻。

夏东元教授于1968年秋，专程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参观了解毛泽东学习《盛世危言》的有关资料。原来，毛泽东在15岁时，父亲不准他外出求学，要他在家帮忙耕种、料理财务，我读孔夫子的圣贤书。指望他能继承家业，发家致富。毛泽东向朋友借了11本书，其中就有8本是〈盛世危言〉。为了不让父亲知道，他把屋子的窗户用布遮上，在晚上攻读《盛世危言》等书。

在韶山，夏东元教授见到毛泽东当年归还这些书的一张亲笔字条，上面写着：“某某兄：兹归还十一本书，其中伦理书《盛世危言》我加了眉批，很抱歉。”足以见到毛泽东学习《盛世危言》等书的认真态度。

毛泽东从《盛世危言》这本书中得益不浅，称赞《盛世危言》此书值得一读，是一部极其罕见的好书。后来毛泽东违抗父命，恢复学业，发奋读书，成为一位有学问、有抱负、有远在理想的青年。

郑观应在中国历史上表现的几个第一

一、郑观应是我国最早一个向报章投稿的知识分子。1873年，33岁的郑观应写了不少“触景伤时”的作品，在上海《申报》上发表。

二、第一个引进纺织先进技术，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人。1882年，郑观应集资60万两白银，建起了一座有轧、纺、织三步兼营的大工厂。机器设备来自美国，工程技术亦由美籍工程师丹科主持。当时的生产，宗旨在于掏洋货、洋布。上海机器强布局的建立，打破了中国历来用人手织布的局面。他还提议引进美国优良棉籽，对我国棉织业的发展，贡献重大。

三、第一个提出中西医“弃短取长，中西合璧”的精辟见解。从少年开始，郑就多病，为了同疾病斗争，他深入钻研医术多年，有较深的医学造诣。1890年，他著成《中外卫生要旨》一书，预言：“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

四、在《盛世危言》这套巨著中，有一篇名为《善举》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西方国有的社会福利事业，后来再版时，为了更符合当进中国国情，郑观应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恤贫》。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有关赈贫济难社会福利的文章。其中的主张，对于今天做好社会公益、社会服务，发扬守望相助的传统精神，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盛世危言》是一部标志当时思想学术最高水平的巨著，是郑观应的代表年。因此，夏东元教授评价郑先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完整维新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六代在朝为官的显赫家世

郑氏家族，是香山县的书香世家。据1937年由孙科先生题字的《郑雍陌祖房谱》记载，郑氏祖上曾几度有人在朝为官，到了郑观应的曾祖父始，其家族的官运一发不可收，连续六代在朝当官。

曾祖父郑国维，例授登士郎、恩荣修职郎，诰赠奉直大夫，覃恩晋赠荣禄大夫。夫人佘代例封孺人，诰赠大宜人，晋赠一品夫人。共有良田140亩，果园10亩，供子孙享用至日寇侵华前夕。

祖父郑鸣岐是荣禄大夫。

伯父郑文经是通奉大夫。

父亲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加二级，赏戴花翎，覃恩晋封通政大夫，叠封荣禄大夫。两奉旌表，乐善好施，准即建坊。历助各省赈务，奉旨采入省县志乘著。娶妻五房，其中夫人陈、刘氏诰赠一品夫人。有儿子九人：思齐、官应、思贤、官桂、庆麟、庆蕃、官寿、庆铿、九如。女儿八人没载入族谱。

兄思齐，例贡生，江苏候补道，加三级，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覃恩诰授通议大夫，晋封荣禄大夫，钦奖乐善好施，奉旨建坊。

郑官应，例贡生，候选分巡道，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署理广西左江道，历办各省赈务，仿旨嘉奖，敕令原籍督抚采入省县志乘著。夫人赵、叶氏诰赠一品夫人，共有儿子四人：润霖、润潮、润？、润鑫。

三弟思贤，国学生，中书科中书，加员外郎衔，赏戴花翎，改发江西试用清军府升衔，保陛江西前先补用知府，钦加监运使衔随带，加四级，诰授荣禄大夫。光绪九年引见，分发湖北补用知府，神机营专折保奏以道员，用十九年办理顺直赈损，赏加二品顶戴。宣统三年引见，分发贵州祉用知府，署贵州游击粮储道，中路营统领实，授大定知府。民国后任广东督署，参议粤汉铁路协理。夫人刘、许氏诰赠二品夫人。

六弟庆蕃为朝议大夫 ，四口官。

七弟官寿，国子监学生宪，赏军功六品顶戴，资政大夫。

堂弟正康、正标均为六品顶戴。

大侄儿炳勋，诰封资政大夫，花翎二品衔，户部江西郎中，安庐溆和道，皖南兵备道兼芜湖关监，署理安徽按察使，总理安徽全省营务处，己丑恩科副贡。夫人李氏诰封一品夫人。

二侄儿炳劭，附贡生，琼州委用训导，钦加五品衔花翎，监运使衔。

三侄儿炳勤，国学生监大使。

侄孙乃显花翎知府衔。

郑观应兄弟第九人，为官为商。现存雍陌村“秀峰家塾”和澳门“郑家大屋”均为郑氏家庭的物业。

父亲郑文瑞的坟墓在珠海市前山镇下三村三台石，于1968年因开发被挖掉。坟墓座落在一块四面是水田的长形山坡上，占地面积达一亩。墓穴非常讲究，共有三事棺材，外面两副均为木棺材，厚五寸，坚实无比。最里一副为密封的玻璃棺材。尸体保存完整无缺，出土时皮肤呈泥黄色。对于南粤的气候、地理来说，这真是一个奇迹，据说这是防腐药口的作用。墓穴有很多贵重的陪葬物，后来全部上交了国家。

郑氏故居——澳门有价值的文物古迹

现今澳门下环区妈阁街龙头井左巷10-12号的郑慎余堂（俗称郑家大屋），是郑观应兄弟九人及其父亲郑文瑞兴建的大夫府第。郑慎余堂建于1881年，占地面积很广，后倚西望洋山，高墙外参天老榕成荫，西北面向海湾，远眺湾仔银坑一带，风景怡人。郑观应曾写了两首七绝《题澳门新居》以示赞赏：

其一

群山环抱水朝宗，去影波光满目浓。

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想逢。

其二

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

侬家正信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

第一首诗末附注：“先荣禄公梦神人指一地曰：‘此处筑居宇最吉。’后至龙头井，适符梦中所见，因构新居。”

郑文瑞先生，古道热肠，乐善好施。1871年参与介建澳门镜湖慈善会，成为镜湖医院倡建值理之一；1876年江南旱灾，老人身居濠镜，却翔内地同胞疾苦，乃“捐资为倡，并谕伊子郑观应等在上海筹捐”。以后山西、陕西、河南、直隶等地有灾，郑氏父子都多次赈灾捐献。由于郑氏一家捐赈有功，李鸿章等奏请将其父子捐赈事迹载入原籍的《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1881年，获朝廷恩准，在香山家乡树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版坊，这是郑氏家族一页光荣史。今天，在郑家大屋二道门“荣禄第”的通道上，悬挂着一块大型百年木横匾，上书“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字迹雄浑有力，是由曾国荃题定的。用以表彰郑家赈灾有功。曾国荃是1864年攻破天京，纵火七日的浙江巡抚，被满清王朝称为“中兴第一臣”的湘军头子曾国藩之胞弟。

据曾居住过郑家大屋的澳门居民说，抗日战争期间，“通奉第”楼上客厅还有李鸿章的题词。二门内的主体建筑叫“通奉第”，大门两旁垂下一副对联“前临镜海，后枕莲峰”，是郑观应的墨宝，也是这座古宅昔日风光写照。巨宅古色古香，还保留老树古井，府内楼房林立，巷内曲径通幽，可异现在花园中加盖了房舍，圆形别致的窗门分别换上不同的玻璃或钉上护板，屋檐的浮雕造型难辨，倒是墙上青瓷通花砖仍光彩依然。

郑观应在澳门闲居期间，结识了在澳门行医的孙中山，并多次给予资助。这是孙中山与郑家大屋有关的一段珍贵的革命情谊。“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仓促逃避海外，郑观应在澳门家居也曾收藏康有为父母有及梁启超一家，并将100元交给康有为父亲。他的好友经元善因上书劝慈禧不要废光绪另立皇帝，触怒西太后，1900年被通缉逃到澳门，郑观应亦亲函澳门亲友照应。可见，郑观应利用澳门的居家，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

昔日的荣禄第，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们先进人物生活和开展进步活动的地方，今天的荣禄第，虽然变成“七十二家房客”的古老大院，但它在澳门的历史价值是不亚于孙中山的遗迹的。因为在这里，还诞生了一部凝聚着一位清末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怀的巨著——《盛世危言》。

关于雍陌祖居

郑观应的祖屋，位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雍陌村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长条石板路，长1000多米，叫“雍陌乡大街”，亦称六板石街，乃是郑观应这父郑文瑞在100多年前捐建的。在石板大街头东西两端，各立着一座1904年（光绪三十年）立的石碑。在石碑上，题额刻着《重修雍陌乡大街志》，全文如下：

重修雍陌乡大街志

我乡大街创自宋代，年久失修，崎岖不平，行者患之。里人郑群启华既德配陈、刘氏夫人慨然捐修，以后履斯道者，咸称颂焉，泐此以志不朽。

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吉日雍陌乡仝人谨志

由此可见，郑观应的父亲一向热心公益，成绩斐然，至为张人永志纪念。而事实上，郑父虽然曾是一名布衣塾师，先后在家乡和澳门设私塾授徒，但却具有地方绅士身份。他不仅热心作育人才，“学者多有建树；”，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四乡邻里享有美誉。

从村口进去，沿着长条石板街，步行五分钟，就来到郑观应的出生地郑氏宗祠。郑氏宗祠建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是一座具有封建特色的建筑的八柱厅堂，占地面积360平方米。踏进第一道门，是一个雅致的庭院，穿过庭院便进入第二道门。门的石额上，“秀峰家塾”四个金漆大辽闪闪生辉，相伟这四个大字和《重修雍陌乡大街志》碑文均出扑克郑观应手笔。

“秀峰家塾”是郑观应兄弟九人在其父亲郑文瑞逝世十周年进共同出资兴建的。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曾以教书为业，1893年在澳门病逝。

1903年，郑观应出任“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现今“秀峰家塾”保存的两块木牌匾，其一是此次出任的记录，上刻“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务道，臣郑官应恭承。”另一块木牌匾刻着：“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臣郑观应恭承。“另一块木牌匾刻着：”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臣郑凤应恭承。“这是1884年（光绪十年）郑观应出使泰国的记录。这两块木牌匾，是研究郑观应的重要历史文物之一。牌匾原悬挂在“秀峰家塾”的大厅上，文革期间被人勒令作“四旧”销毁，但经后人巧妙收藏，才幸免于难，保留焉得虎子。“秀峰家塾”古色古香，墙壁还留有不少唐诗古画。可惜屋顶的浮雕、大门的两副对联以及第一道门上的“大夫第”木牌匾已被毁。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倒塌。

“秀峰家塾”以它那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国外游客、港澳记者和澳门中小学校的知名教师慕名而来参观、访问，他们一致认为，对郑观应的祖居、雍陌乡石街和有关资料应加强保护，这样不但有助于对这位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实业家的研究，亦有利于中山在历史文化和旅游业等方面的发展。

郑观应的故乡雍陌村，随着改革开放，新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村民的生活蒸蒸日上，当年郑观应协助李鸿章创办、郑先生三进三出当总办的招商局，现在是香港五大中资机构之一。于1992年成立120周年时，在雍陌村购地100多亩，投资6000多万元，筹建一座员工培训中心。

郑观应的家教及后人

郑观应的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封建文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位“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雠，丹铅殆遍”有的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们讲求治家之法，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家教深严。他们教诲儿孙的律远规是：第一，要德行为上，慈善为怀；第二，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第三，喜读诗书，发奋上进。认为：“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郑观应不仅是郑家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在忙于事业的同时，非常关心后一辈的成长，时时训戒条件优裕的儿辈说：“儿曹今日读书不需筹款，自应愤勉，负光阴。”他在1914年10月预立遗嘱，叮嘱儿子：“立志须学前贤。俗云好子不食爷田地，不可争论遗产，不可虚度光阴，不可浪费资财；必须勤俭，言行谦恭。读书毕业，当此竞争之世，不耐劳苦，不能自立。”并要求子孙将郑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郑观应娶妻六房，后人众多，遍布海内外，家族庞大，然大多颇有建树。这是与郑家严格的家训和良好的教养分不开的。

大儿润霖、二儿润潮、三儿润？经商，四儿郑景康（原我润鑫）酷爱摄影艺术，并有很深造诣，是我国摄影界的老前辈。1940年，他拍摄了一辑揭露日寇侵罪行的照片，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从重庆到了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成为人民摄影艺术家。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在机场的照片，便出自郑景康之手。1944年他在延安为毛泽东拍了第一张标准相，1964年为毛泽东主席拍的另一张正面像，瑞仍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深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景仰。他是一位很有骨气的艺术家，江青曾勒令他为她拍摄标准相，遭到拒绝。“四人帮”横行时，了遭受到迫害。后于1978年8月23日在北京病逝。

郑氏孙辈也出了不少很有才华的人物，这里仅作简单的介绍：

驰名国际的大导演汤晓丹，是郑宝燕的丈夫，电影《南征北战》就是了的代表作。而郑宝燕乃是香港大观电影制作公司的演员，主演过由汤晓丹导演的《金屋十二钗》等影片。

郑竞文曾符国民党上校，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军医。在“文革”期间曾受迫害，现已得到平反昭雪。

郑德华现侨河北省卫生厅副厅长，河北中医学院副院长。

郑耀明现任深圳财政局局长，是一名经济师。

郑玉裕现任惠州保险公司办公室主任。

郑汉壁是我国著名的核导弹研制专家。

郑炳信留学西德，获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数学研究。

郑国培是上海复旦大学医学博士。

郑汉升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郑文亮是天津建筑设计院设计专家。

郑福郑福源是天津重型金属冶厂的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

郑巧月、郑秀梅、郑巧德，抗日战争期间曾在香港、澳门执教，其中郑秀梅是澳门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郑励文现任香港皇家警察少年警讯总督察。郑振帮曾任澳门室乐团指挥，现是香港的著名音乐家。郑江钧、郑汉宗在香港邵氏影业公司任职，是邵逸夫先生的得力助手。郑瀚文在加拿大经商。郑耀强在台湾经商。郑卓如在香港经营荔园游乐场。郑震华、郑灏在美国深造。

郑观应一生自强不息，工作至生命最后一刻，于1922年5月在上海病逝，享年81岁。郑先生始终不改爱国初衰，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高尚品德，一直爱到后人的赞扬。《盛世危言》以及郑观应的历史地位得到史学界热烈探讨。不少学者把郑观应列为19世纪思想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最早研究郑观应其人者为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学者，中国首推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凭着坚强的毅力，深入研究郑观应30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凭着坚强的毅力，深入研究郑观应30我年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博士生导师夏东元先生，被国内外学者推举为郑观应研究的权威。他编著了《郑观应传》、《郑观应集》、《郑观应思想发展论》、《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等书刊。他说：“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对于他的研究，现在只能说是起步，将来一定会深入发展的。”

注：本文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夏东元教授、澳门商训夜中学校长兼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刘羡冰女士和《澳门日报》副总编辑陈树荣先生提供有关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源于：中山政协 作者：郑蓓强 黄中强 高寿南 高兆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