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甘肃游记之六嘉峪关下作河殇式的感叹

从金塔县回来，急匆匆向嘉峪关车站赶火车，只有5分钟时间在嘉峪关逗留。在关内胡乱拍了几张照片留念，也来不及走出关外看看嘉峪关的正面。后来在兰新铁路上，才有机会远远望见雄伟的关城全貌，那土黄色的城墙和门楼，矗立在大漠中，是非常经典的画面。

——别人拍摄的嘉峪关外景

——我所见的嘉峪关内景

关于嘉峪关的情况，有一条特别使人感慨系之。1529年（嘉靖八年），明朝因不堪吐鲁番的骚扰，尽弃关外之地，退守嘉峪关。从此嘉峪关成为明王朝最西的边关。也就是说，嘉峪关的建筑虽然很雄伟，但它不是一个进取的象征，而只是反映了一种退守的姿态。相较而言，汉代的长城和烽燧，现在可能十分残破了，但它们深入大漠，从精神内涵上，却是更加丰厚饱满的。这是一种《河殇》式的感慨。

事实上，中国中央王朝的西北疆域历来变化很大，大规模经营西域，主要是汉、唐和清三个朝代。

第一个把中央王朝的郡县推到河西走廊，把控制力延伸到西域的人，是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他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割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曾经长期用兵西北，一直到宣帝时期，汉王朝终于控制了天山南北，把西域都护府设到了轮台。从此，汉武帝便以热衷开疆拓土的形象留在历史上了，所以白居易诗云“武皇开边意未已”。

新莽之乱，中央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当刘秀重新建立起东汉政权后，当时西域的一些国家虽然苦苦请求归附，但朝廷却不愿意负担他们，反而下诏让各国“东南西北自在也”。不过在刘秀死后，东汉出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班超，他几乎是用个人的力量，靠外交手段和借助西域当地的军队，就把西域重新纳入东汉的控制之内。但也许正是因为过于依赖班超，班超死后不久，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就烟消云散了。

东汉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横行的时代，中央王朝再次大规模经营西域要等到唐代。太宗时，灭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声威达于葱岭。高宗时，灭西突厥，威力乃逾葱岭，西及波斯。甚至在751年，还在怛罗斯和阿拉伯帝国打了一仗。唐代对西域的控制应远较汉代为紧密，但是这只是安史之乱前，安史之乱后，不但安西四镇不保，甚至河西也沦入吐蕃之手。要到大中年间，张议潮收复河西11州归附，才一度重新占有河西至吐鲁番的地方。但不三十年，黄巢乱起，河西陇右都不保。

汉唐的风光过后，中原的汉族王朝就日益萎缩了。北宋的疆域西北不过在河湟一带，偏安一隅的南宋就更不消说了。

至于元朝，疆域固然广大，但蒙古始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个人认为，作为受歧视的南人，很难对短暂的元朝政权产生认同感。而清朝虽然也是满人打天下，但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说它是中原王朝，好象更易于接受。

满清一方面服膺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把少数民族的进取精神注入到汉族衰绝的血脉中，为现代中国的广阔疆域打下了基础。经营西域之最见成效的，确实是清朝。一是在乾隆时期对准部、回部用兵，占领天山南北二路。二是在满清末年，当清政权强敌环伺，大厦将倾之时，左宗棠率湖湘子弟，竟能克服新疆全境，并最终建省，把新疆从英俄的利爪下保全下来，功不可没。

过去看《刘秀传》，看到他对待经营西域的消极态度，便联想起在《贞观政要》中看过唐太宗在对待突厥的问题上曾经有“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的一席话，《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第四章中也记载了相似的故事：“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时太宗谓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有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元人戈直在按语中，直接把这和光武帝拒绝西域内附相提并论，以为是无愧千古的柔远之道。大概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经营绝域殊方，徒以扰民，今人以自己的世界观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