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中央红军红九军团长征：从长汀中复村到宁夏将台堡

中央红军红九军团最先于1934年9月30日从福建长汀钟屋村（今中复村）起步转移出发长征，最后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长征终点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是中央红军4个军团中唯一走的路程最长，至少在三万里以上，甚至达到四万里以上，走的时间最久，达到2年之久的一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

1933年10月28日红9军团 (总指挥罗炳辉，就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主角、政委蔡树藩，下辖第3、14、22师 )成立。11月15～17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红军中央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福建事变后入闽，从1934年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5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红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抵御失利，被迫南撤。2月9日，红1、红9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鸡公山及熊家寨与国民党军各1个师激战，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红1、红9军团、红3军团第4师、红5军团分别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与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均未获胜。

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1、红3、红9军团及红5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6～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红军6路分兵抵御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7月红七军团北上时，红九军团在福建掩护掩护，并一起参与了福州战役失利。

8月底9月初，红1、红9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

9月9日，红一军团奉命派四师增援兴国战场，红军撤离温坊，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隶属1方面军的独立师）共6000余兵力守卫松毛岭一线。

9月24日上午，长汀松毛岭保卫大战打响了。10多架“黑寡妇”战机和大炮轮番向红军阵地轰炸。25日，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去瑞金开会。27日，白叶杨岭主阵地失守，红九军团撤到钟屋村一带待命，红24师坚守其他阵地。29日傍晚，终因敌强我弱，弹尽援绝，红军撤离阵地，松毛岭全线失守。

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长汀松毛岭与国民党军队的6个师展开了7天7夜的恶战，红军战士喋血松毛岭，书写了极其悲壮的历史。

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在长汀钟屋村召开长征出发前的告别群众大会奉命起步转移。10月7日，红九军团告别长汀苏区人民，踏上了漫漫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征途。红24师奉命留守苏区，继续在东线沿途阻击敌人，保证汀州10月份不能丢，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安全转移。11月1日汀州被敌占领。

红九军团代号为“汉口”，红三、红二十二师依次为“洛口、巴口”。随一军团后做左翼担任后卫掩护。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贵州四渡赤水来迷惑国军，3月27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按照中央军委的原定部署，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主力南下的任务后，即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但是，毛泽东舍不得罗炳辉和他的红九军团，又在渡江完毕后发电：九兵团务必于4月1日中午以前赶到乌江渡，随主力过江；如不能赶到，就留下来单独行动。

由于长途转战，当时的基层指战员普遍有两怕，一是宁可牺牲也不愿意受伤，怕挂彩跟不上部队；二是宁可跑死也不愿意落单，怕脱离主力，孤军陷入重围。 罗炳辉在马鬃岭接到渡江电令。马鬃岭距乌江渡口只有七八十里，按照九军团的脚力完全可以赶到。可是，他们不能白天赶路，怕暴露行迹，只能天黑行军，到了晚上，天公不作美，又下起大雨，山滑，坡滑，路滑，一路上跌跌撞撞，只走了三四十里，天明才到达沙土镇。沙土镇距乌江渡还有三十多里，均为陡坡悬崖，部队饥寒交迫，体力已至极限，眼看难以按期赶到。罗炳辉一面令部队打灶做饭，一面派侦察科长曹达兴率一连人赶往乌江渡，报告九军团行程。午后，曹达兴带回一个消息：由于误期，追敌逼近，守桥的战士已经炸毁浮桥，九军团被困在乌江北岸，决定向北挺进，从此开始了历时五十二天、长达三千余里的单独行动。

红九军团的掉队，本来是一次差误，但是，这个差误却在客观上造成了红军夹江而阵的战略态势，使蒋介石左右为难，被迫分兵防堵江南、江北两股红军。渡过乌江后，红军主力仍然被滇军堵在金沙江以东，没有完全跳出铁桶阵。这时，蒋介石不敢从围追罗炳辉的东线、北线抽兵，只能就近从云南调兵救驾。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毛泽东大喜过望，立即挥军大踏步西进，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无意之中，罗炳辉又立下大功一件。 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5月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云南东川树洁、盐井坪渡过金沙江进入会东。5月11日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在此后的52天里，红九军团穿行于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足迹遍及十七个县。据有关党史部门统计，参加长征的各部队中，红九军团走的路最长。一方面军大部分军团走了二万五千里左右，而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则至少在三万里以上，这包括在乌江北岸单独行军多走的三千里和被迫随四方面军三次穿越草地多走的几千里路。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省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于7月21日改称军，第9军团改称第32军，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后李干辉、袁任远），郭天民任参谋长（后郭鹏），黄火青任政治部主任（后李干辉、张平化），下辖2个团，共1000余人。红32军编成后，编入左路军，继续北上。9月上旬，张国焘悍然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张国焘将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供给部部长赵熔、宣传部长王透先后调走，派能够贯彻他意图的人来部队，同时采取合并、混编等方式，打乱32军原来体系。32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地区。10月，先后参加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1936年2月，国民党军向红四方面军进攻，红32军完成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任务后，转移到道孚、炉霍、甘孜地区。

4月中旬，为了迎接红2、红6军团北上，由道孚南下，占领雅江。6月3日，在理化（今理塘）县甲洼同红6军团会师。7月5日，红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同时，红2军团第5师编入红32军。接着，红32军随方面军进到陕甘两省南部边界地区。10月22日在甘肃、宁夏两省边界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西安事变后，红32军先由洪德进到崇信、泾川、灵台地区，准备打击进攻西安的国民党军；后又西进至平凉地区。

1937年2月编入援西军。西路军失败后，红32军移驻陕西省富平县流曲镇休整。8月，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

朱老总说：“毛主席他们长征走了两万五，我们走了三万七。”

朱老总与原红9军团、红8军团、红5军团部队因为张国焘的阻挠而三过草地。从闽西、赣南出发的红9军团、红8军团、红5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走得最长的3个军团，但以红9军团从福建长汀起步长征走得最长和最久。

《长征中红九军团单独行军问题再研究》宋霖撰。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1期，13千字。该文认为通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这种表达是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表述了几十年的一大公案，涉及到—个军团和贵州、云南、四川3省的17个县。当时中央红军共有4个军团，史学界对其中一路(中央纵队和红1、3，5军团)研究非常详细，而另一路即红九军团3千华里单独行军的记述则不准确。该文通过对自1955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至1998午44年间对这一问题的全部代表性著作、论文、回忆录所作总揽式的梳理与考辩，较全面地表述了红九军团3千华里单独行军的起因、经过、行军路线、所历战斗和战略意义。

红九军团从福建长汀起步长征，创造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多个第一：

1、红九军团是所有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长征的一支中央红军，红九军团1934年9月30日从福建长汀钟屋村（今中复村）“观寿公祠”前告别父老乡亲起步出发长征，迈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步，使长汀钟屋村（今中复村）成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远的长征起始点。

2、红九军团从福建长汀县钟屋村（今中复村）起步出发长征(加上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西进再北上行程)是红军长征唯一超出“三万里”达到“四万里”的一支中央红军！

3、红九军团是唯一途经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宁11省的一支中央红军。

4、红九军团是唯一不在江西于都境内集结的一支中央红军，也是唯一不在于都河渡河离开中央苏区的一支中央红军！

5、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是福建长汀，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离开地是江西会昌。

长汀、瑞金、于都是全国公认的三个红军长征出发地：

1、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的长征出发地，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远、最早的长征起始点。

2、瑞金：是首脑机关(包括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红军总政治部以及直属部队组成)的长征出发地。

3、于都：是中央红军主力(包括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红一、三、五、八军团)的长征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

中央红军长征应有二个起始点和二个终点：

1、福建长汀中复村（原钟屋村）1934年9月30日-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原甘肃静宁将台堡）1936年10月22日，中央红军红九军团。

2、江西瑞金1934年10月10日-陕西吴旗县吴起镇1935年10月19日，以中央红军主力为主（不含红九军团）。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会师日：1936年10月22日；会师地点：宁夏西吉县将台乡将台堡。

相关链接（一）：中央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将军在长征前后

1932年2月20日 根据中革军委指令，福建军区指挥部成立，罗炳辉任总指挥，统一指挥全省红军地方武装。下辖闽西各县独立团(营)，红军独立第七师，及红十二军。2月下旬 根据中革军委“巩固闽西，向闽北发展，与江西打成一片”的指示，罗炳辉率红十二军南下，三天内连占武平、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军威大震。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撰<红十二军占领杭武的意义)刊于(红色中华)第12期，高度赞扬这一胜利，并称“十二军有铁一般的坚固，火一般的声威”。3月18-21日 在长汀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罗炳辉被选为执行委员。此后的两个月， 率部参加了攻打赣州等战斗，配合其他部队攻打漳州。率领三十六师远征广东平远、蕉岭等地，以解闽西之围，并配合闽南的战斗。6月 奉命率部回师赣南，保卫中央苏区，与粤军作战，参加了水口圩战役和攻占乐安、宜黄、南丰三战三捷等战斗，历时近3个月。10月上旬 中革军委恢复红二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归一方面军领导。此后，率该军参加攻占建宁、黎川、泰宁、邵武的战役，从而开辟了“建、黎、泰”根据地，打通了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闽北苏区的联系。

1933年1月 率红二十二军参加金溪浒湾战斗，占领浒湾。接着率该军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历时4个月，先后参加了黄陂战役、草台冈战役等。6月 中革军委对红一军团所属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后辖红一、二、三师。罗炳辉任红一师师长。10月28日中革军委成立红军第九军团，辖第三师、十四师和独立第一团、第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九军团在罗炳辉率领下，投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罗炳辉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 率九军团参加保卫广昌战役。7月 率部护送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赣、皖行动。九军团经铎前、石城、宁化、清流、大田，至占领樟湖坂，完成了护送七军团渡过闽江的任务。其后，攻占尤溪，缴获食盐、火药等4万多斤物资，并将这些物资肩挑身背，行程千里运回瑞金，上交总部，缓解了中央苏区物资匮乏之急。8月底9月初率九军团先后参加攻打温坊战斗和坚守松毛岭、西华山保卫战，历时1个多月。红1、红9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9月9日，红一军团奉命派四师增援兴国战场，红军撤离温坊，率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隶属1方面军的独立师）共6000余兵力守卫松毛岭一线。9月24日上午，长汀松毛岭保卫大战打响了。10多架“黑寡妇”战机和大炮轮番向红军阵地轰炸。25日，与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去瑞金开会。27日，白叶杨岭主阵地失守，其部红九军团撤到钟屋村一带待命，红24师坚守其他阵地。29日傍晚，终因敌强我弱，弹尽援绝，红军撤离阵地，松毛岭全线失守。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长汀松毛岭与国民党军队的6个师展开了7天7夜的恶战，红军战士喋血松毛岭，书写了极其悲壮的历史。

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在长汀钟屋村召开长征出发前的告别群众大会奉命起步转移。10月7日，红九军团告别长汀苏区人民，踏上了漫漫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征途。10月11日红九军团撤至朱兰埠休整，10月16日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离开朱兰埠。是时，九军团有兵员11538人。其后，罗炳辉指挥九军团，掩护中央红星纵队突破敌军设置的一、二、三道封锁线。历时约月余，部队抵达湘江东岸地域。九军团与其他军团一道，倾力掩护中央红星纵队渡过湘江。此役，中央红军损失几万人。九军团所属的第二十二师几乎损失殆尽。12月红军长征途中于12月11日进至通道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道开会，鉴于敌军在湘江西岸部署了优势兵力，继续坚持按原定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故决定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贵州黎平前进。罗炳辉率红九军团为右路，行进中攻占同古，掩护左路攻占黎平。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计划，“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此后，罗炳辉率九军团随红军主力在黔北活动，寻求摆脱追敌的战机，直到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中旬 率部先后占领湄潭、绥阳等县城，并向乌江下游思南警戒，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后，率部配合主力在赤水河地域寻求摆脱追敌的方向与战机。历时约2个半月。2月初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域。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决定常委分工，由洛甫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等。3月28日 朱德令红九军团留在黔北佯装主力，掩护主力红军南渡乌江。次日，罗炳辉率部在干溪出发，向马鬃岭分兵。完成任务后，因故被隔断在乌江北岸。此后，罗炳辉率部单独行动。先后取得老木孔伏击战、智取瓢儿井、猫场脱险等胜利。经贵州盘县的江上进人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占板桥，围宣威，取会泽，经树桔渡(今东川市境内)，渡过金沙江，掩护中央红星纵队在皎平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尾追的敌军。至5月21日在四川西昌，九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单独行动50余日方告结束。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5月 继续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其后罗炳辉遵朱德、毛泽东、周恩来“万万火急电”抱病翻越二郎山，于6月7日袭占天全，为红军继续长征北上打通了道路，使红军摆脱了危局。接着，率部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又名仑德山)五座大雪山。于7月初到达毛儿盖，与四方面军会师。7月21日 中共中央在芦花(今黑水城)开会决定，会师后的红军混合编排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北上。红九军团改称红三十二军，辖九十四、九十二两个师，随左路军行动。由于张国焘坚持错误路线，致使红三十二军滞留川西。直至1936年6月下旬，贺龙在甘孜宣布中共中央决定，红二方面军成立，辖二军团、六军团、三十二军。三十二军转归二方面军建制，罗炳辉及其三十二军得以彻底脱离左路军。

1936年7月 率三十二军担任二方面军后卫，继续长征北上。后第三次过草地，经过3个月艰苦的行军，于10月22日胜利到达宁夏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11月 红三十二军在洪德休整，所属两个师六个团整编为三个团，即二八O团、二八二团、二八六团。整编后罗炳辉率部参加山城堡战役。

1937年1月率三十二军驻陕西富平县十八坊。新成立军政委员会，罗炳辉任主席。2月下旬中央军委组建“援西军”，援助西路军，刘伯承任司令员，罗炳辉任副司令员。部队进至镇原平凉地区时，因西路军失败，援西军奉命停止前进。经多方努力，仍接回许多西路军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4月到后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间，杨厚珍与其离婚。9月 罗炳辉与张明秀结婚。12月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开展统战工作，直至1938年9月。

相关链接（二）：将军博士谈随红九军团长征—访开国将军涂通今

在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史上，既参加过长征，又获得博士学位的老将军仅有3人。现年92岁高龄的开国将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涂通今就是其中的一位。每次谈起长征的话题，涂老兴致都很高，他拉着笔者的手说：“我一生可以说经历了两次长征，一次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各种险恶环境的考验；另一次是圆满完成祖国交给的赴苏留学任务，获得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走完了向文化进军向科学进军的长征。”

涂通今是福建长汀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当地的少先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随红九军团从福建长汀钟屋村出发，开始长征。长征中，作为八团的医生，他不仅自己要过雪山、草地，经历各种险恶环境，还要用学到的医学知识为红军服务，许多红军战士得到了救治。

笔者：长征中最危险的是什么?

涂通今：掉队。谁都知道掉队十分危险，十有八九会遭殃。长征途中，我两次掉队，可谓险象环生。

1934年10月16日，涂通今随红九军团由会昌向南进发，10月18日进入敌占区，经安远、信丰，于10月26日先在赣、粤两省交界的乌径圩打了第一仗。接着强行军，于10月28日在赣(州)韶(关)公路的青龙圩打了第二仗，终于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在这两战中，涂通今每天平均救治100多名伤员，他生龙活虎地忙碌在战场上、行军中及宿营地。11月6日红九军团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占领了广东仁化以北的城口镇，随后转向西北直指湖南。11月9日，在湖南汝城西南的延寿圩遇到了长征途中的第一个恶战，部队拥挤在一个谷道里，前有湘军堵截，后有粤军追击，部队且战且走，突出重围。在这场恶战中，主力部队为迅速甩掉敌人向前急行军，于是有的伤员就留落在战场上。他遵照“不丢掉一个伤员”的宗旨全力救治，可当他处理停当后已不知主力去向了。他和十多个伤病员成了一支孤军，前赶不上部队，后有追兵，又无通讯工具联络，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谁都知道掉队很危险，十有八九会遭殃。他同伤病员一起讨论，一致主张只有前进找到部队才有生路。他们沿着红九军团前进的路线追赶，在离他们后面不远能听到尾追敌人的枪声。他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拼命向前！他时而搀扶着伤员，时而背着伤员，伤员们也互相帮助。到了第3天清晨太阳辉映山头时，在一岔道上发现一支队伍过来，他们立即隐蔽，待队伍渐渐走近时才清楚看出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同志。涂通今不禁暗自庆幸：“真是天助我也!”他纵身从隐蔽处跑出来，飞扑向红一军团的同志。

在四渡赤水中，尤其使涂通今难忘的是第一次抢渡赤水河时，从习水南下土城参战翻过一座山峰的夜晚。那夜天色昏暗，伸手不见五指，北风凛冽，雨点飒飒，部队行进在长满荆棘的山道隘路上，他没有看清前方引路的白毛巾标记而一脚踩空，滑到黑咕隆咚的悬崖下，当时，刹那间闪出一个念头“我死于此么!”接着就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他醒来时才知道自己正被一株从峭壁伸出的老松所挡，就急忙呼救，幸得后卫收容队赶到，才用接在一起的绑腿把他吊了上来，他的脸和手都被划破，雨水和鲜血混在一起，成了一个血人。

笔者：长征中最艰苦的是什么?

涂通今：长征最艰苦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参加长征的红一、四方面军，有的同志只爬了一次雪山、过了一次草地。由于张国焘阴谋搞分裂，我所在的部队三过雪山、草地，经历了最艰苦的岁月。

长征途经的雪山是位于西藏边界地区的夹金山和党岭山，海拔都在5000米上下，终年积雪，经常刮七八级甚至十级以上大风，山上除有少数民族走过的羊肠小道外，别无他路可行。草地是指川西大草地，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时云时雨时风雹，遍地有草无木，除小山坡地的小路略干燥外，大都是沼泽地，行走时只能踏在草丛墩子上走，不能踏偏，否则有陷入泥坑的危险。

涂通今1935年6月随红九军团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红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混合编入左路军，由张国焘指挥。8月中旬，涂通今随第三十二军从马尔康出发，沿松潘方向过草地，在草地走了两天，突然奉左路军令，掉头返回马尔康。10月下旬，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涂通今随第三十二军又由北向南第二次翻过夹金山，随即在天令、芦山一带与国民党军连续激战，伤亡较大，不得不于1936年2月由南向北翻越党岭山。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从甘孜出发，经阿坝到腊子口，经过40多天非常艰苦的草地生活，到达甘肃哈达铺，1936年10月10日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了长征。

红军长征走过了艰难的路程，红军卫生工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涂通今于1984年3月31日与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谈红军长征中的卫生工作时说：“雪山、草地行军，因空气稀薄缺氧，个个面如土色，行军速度不能太快，尤其是上坡，即使缓慢行走，也感到十分吃力，呼吸迫促，甚至有跌倒之势，实为高山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发扬友爱精神，互相帮助渡过难关。我们每日到达指定的宿营地后，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然后搭起帐篷并搭灶，拾干牛粪作燃料，煮沸消毒器材，进行外科换药，同时医生给病人看病发药，进行治疗。有一次，我们卫生所刚到营地，按分工正准备搭帐篷和拾干牛粪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把我们十几位同志的全身淋得透湿，个个站着呆若木鸡，不一会儿，风云一过，阳光露脸，我们的工作又照样进行，还是同往常一样，先是搭好帐篷，接着进行治疗，然后用脸盆烧开水，吃糌巴面或面糊再去连队检查卫生，开工作会议，准备次日继续行军，最后休息。过草地之苦，使人难忘。”

笔者：长征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涂通今：患难见真情。长征中的战友情、同志情弥足珍贵，终身难忘。

罗炳辉、张令彬、吴清培……涂老谈起长征中的首长、战友，娓娓而谈，充满激情，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长征中，涂通今印象最深的军团长罗炳辉。他是《从奴隶到将军》这部电影主人公的原型，他的行为和作风影响了涂通今的一生。1935年4月，红九军团到达滇、川、黔三省交界的织金县东南的猫场，遭到敌军袭击，罗炳辉临危不乱，迅速组织各团分头出击，白刃交锋，边打边转移，终于摆脱险境，但部队伤亡300余人，军团团长刘华香、政委姜启化都负了重伤，这是罗炳辉从未遇到过的惨重伤亡。他心情沉重，举足不前。红军中传说罗军长的脚步是部队胜败的寒暑表，今天果真显现了。警卫员搀扶着罗军长，已从他沉重的脚步中看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对革命对同志无限的革命感情。这情景深深地感染着涂通今。

1935年8月，毛泽东为了阻止张国焘阴谋搞分裂，率右路军过草地，向甘南进军，而左路军南返，并提出“赤化川西北”的口号，令涂通今感到不解。大约一个月后，已是深秋季节，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来到第三十二军，大家高兴地把他们围了起来，问这问那。

“有人说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真不明白。”

“不明白才对呢。这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搞分裂，我们红军现在这样分成两下子，是历史上没有的，是很不幸的事呀!”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我们要等一等，不管怎么样，张国焘还打着红旗嘛，还需再看他革命不革命，不革命我们再说也不晚。”

不久，朱总司令又来第三十二军讲了一次话，他要求大家搞好团结，并公开表明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永远站在毛泽东一方，他幽默地说：“我是老朱呀，朱毛，朱毛，我们是在一起的呀！把毛去了，我不成了‘光朱’了吗？”

涂通今从朱总司令的谈话中感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领袖间珍贵的革命情谊，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斗志，使其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信念坚定，矢志不移。

相关链接（三）：黄火青与红九军团长征与西征

黄火青，湖北枣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政委，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冀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书记兼市长，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1999年11月9日逝世。

红九军团是1933年春由以地方武装为基础的红三师和十四师组成的，共9000余人，隶属于红一方面军；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黄火青到九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正值部队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刚刚结束广昌战役。这次战役在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使我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红九军团只剩下4000余人。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为打破国民党的“围剿”，部署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命令红九军团掩护七军团的行动。7月7日，九军团从广昌南新安镇出发，向南经驿前、石城，转向东进入福建的宁化、清流和连城附近，然后经安沙接替七军团包围了永安县城，以防止敌人阻碍我军前进。此后，红九军团又经尤溪、十四都于8月1日占领了闽江沿岸重镇樟湖板，并沿江上下展开，占领尤溪口、南源等地，掩护红七军团在尤溪附近顺利渡过闽江，从而胜利完成了护送七军团的任务。

1934年9月上旬，敌人又向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九军团在朋口西南的涂坊与敌人发生激战，又遭到一定损失。10月上旬，中央军委将第二十二师即原会昌工人师划归九军团，并对第三师进行了补充，全军团恢复到9000余人。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中央红军正准备进行前所未有的战略转移——长征。

1934年10月，黄火青和红九军团的战友们从江西出发，参加长征。长征之初，在“左” 倾教条主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的损失很大。红九军团肩负着掩护中央机关的重任，一路征战，到了湖南境内，红二十二师只剩下不到千人，后被安排去接替中央纵队抬机器。在此情况下，黄火青和政治部的同志们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尽可能使部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期间，红九军团在湄潭、绥阳一带驻扎，警戒遵义，自长征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了12天。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按照遵义会议的精神进行了整编，黄火青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在湄潭休整期间，黄火青领导政治部健全了各团政治机关，各团政治处建立宣传队，各连建鼓动棚，开展书写标语和用顺口溜、民歌等，在驻地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全军上下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此同时，部队在地方发动群众斗争土豪恶霸，成立贫农团、农民革命委员会和自卫武装，开办农民干部训练班，宣传党的政策，积极进行扩军工作。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只几天时间就扩军320余人，成立了新兵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红九军团从湄潭出发，西进习水、土城，一天行军120里，机动能力大大增强。3月下旬，中央决定南渡乌江，命令九军团前进到枫香坝一带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掩护中央过江。九军团脱离主力单独行动后，在一个叫做“老母坑”的地方与优势敌军王家烈部发生激战，我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打垮敌人5个团，俘敌1300余人，缴枪千余支。经过这场对于九军团生死攸关的战斗，部队进入黔西北苗族聚居地区，连续智取长岩和飘儿井，向群众进行宣传，又扩军300余人。

在苗族聚居区，为搞好民族团结，黄火青领导政治部加强了对苗族群众的工作。在飘儿井向群众分发打土豪的物品时，黄火青发现一个苗族妇女夹杂其间，便让地方干部抓住时机向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和苗族是一家人，汉族和少数民族平等，并多分给她一些盐和其他物品。第二天，来了几个穿长衫会讲汉话的苗族同胞，其中一个人名叫李少白，说昨天那个妇女有些事情说不明白，因此再来问个究竟，以便对共产党的政策作进一步的了解。黄火青接见了他们，讲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揭露黔军军阀王家烈的罪行，并请他们一起吃饭，临走送给他们一些绸缎布匹作为礼物。这些人回去后，派来一个芦笙队前来慰问，又派人来请“黄主任”去作客，参加当地的群众大会。黄火青和地方工作部部长朱明到会，并在大会上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民族平等政策，还向苗族同胞赠送了50支步枪。会后，芦笙队吹笙跳舞欢送九军团，并有一些苗族青年要求参军。

1935年4月中旬，红九军团经过滇黔边界最险要的七星崖，在猫场与敌遭遇；而后又相继占领宣威、东川，开展打土豪和宣传活动。饱受土豪劣绅欺压的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在东川驻扎3天，竟有1500余人来参军。5月，部队到达四川南部大凉山彝族地区。红军总部先头部队刘伯承参谋长经过该地区时，曾与彝族头人歃血结盟，顺利通过该地区。红九军团按中央的指示，也注意与彝族兄弟搞好团结，送给彝族头人许多礼物，受到彝族同胞的拥戴。在从大桥镇通往安顺场沿途路上，彝族头人一程接一程地护送部队前进，这样红九军团也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经过近两个月的单独行动，到5月中旬，红九军团在西昌附近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在这一期间，红九军团胜利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扩大了队伍，沿途向群众进行了宣传发动，还筹集不少款项支援了中央， 因此受到中央的表扬。6月中旬，黄火青随同红九军团翻过大雪山夹金山，经懋功、卓克基到达松岗。

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后，与先期抵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兵力达到10万人，实力显著增强。7月，红一方面军将原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8月初中央的沙窝会议，又决定将两大红军主力分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右路军行动。

两大主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蓄意制造分裂，竟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两个军南下川康边，并另立伪“中央”。在此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和第五、三十二军广大指战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黄火青以自己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敏感性，认识到张国焘反对中央、制造分裂是极为错误的，因此对张的行径予以抵制。开始时，他“还亲自找人编了一本歌颂毛主席、党中央路线、颂扬红军的英雄业绩、要求北上抗日的材料，发到连队组织指战员学习，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黄火青还到各团了解情况，掌握部队的动态。不久，张国焘向红三十二军派来一批政工人员。在无法扭转大局的情况下，黄火青只好在组织上服从，行动上消极抵制。这一期间，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由于坚持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为张国焘所不容。张国焘不仅在会议上组织围攻朱德、刘伯承，甚至派人把朱总司令的警卫撤走、马匹宰掉，使他在生活、安全上得不到保障。但朱德、刘伯承仍毫不动摇，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朱德和康克清到三十二军司令部，随后到黄火青住处看望，还没谈上几句话，马上有人前来监视。黄火青了解到朱总司令的处境后，对张国焘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当时粮食奇缺，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朱总司令，他让人杀掉了当地土司刚送来的一头奶牛，烤成许多肉干送给了朱德。

黄火青对南下路线的抵制引起张国焘的不满，不久将黄火青调离三十二军，并很长时间不给安排工作。黄火青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加之心情不好，患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连续几天发高烧、便血，生命垂危。傅连璋医生听说了，赶去看望并给喂了些药，才使黄火青保住了性命。但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只能由老马夫老孙抱上马行军。好在原九军团的同志们知道他喜爱中草药，曾送给他一些打土豪时缴获的鹿茸，此次大病后， 黄火青就让老孙拿到药店加工成药丸。吃了几天体力大增。加上他正当壮年，终于靠顽强的生命力逐渐恢复了健康。1936年3月， 黄火青被分配到左路军党校担任校务主任兼总支委员，后又调任四方面军军人工作部部长。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作战连连失败，部队从南下之初的10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1936 年6月，在中共中央的一再严厉批评和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伪中央。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后，在朱德、刘伯承和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坚持下，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然而，按照当时组织系统的统一行动，黄火青并没有抵达陕北，而是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过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西进作战。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苦战，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遭到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离开部队返回陕甘苏区，余部加上伤病员2000余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深入祁连山打游击。黄火青随着西路军工委直接领导的左支队，沿着祁连山向西行动。

黄火青手里有一幅甘肃省地图，李先念又将自己的指南针交给他，让他和曾传六负责为左支队作向导。于是，他俩率几个人每天比大队伍先行两三个小时，在路上画出前进箭头，用树枝堵住不走的岔路，引导队伍前进。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黄火青、曾传六等先行队伍翻过一座山岗，只见另一座横亘百里的大雪山挡住了去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族牧马人询问，虽语言不通，但从手势和发音上可判断出这里是几条河流的发源地，向东流淌的河流进入青海，向西流淌的是疏勒河。从地图上看，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流入新疆，由此判断沿疏勒河顺流而下，就可走出甘肃，进入新疆。经工委研究，决定沿疏勒河西进。又走了几天绕过大雪山，部队到达石包城，工委给中央发电报，报告左支队还有900余人，准备进入新疆，中央回电同意。

由石包城向西前进，要经过安西县城。根据侦察，城里约有40多个敌人，工委决定打下这座县城，以稍事休整。可是战斗打响后，却遭到敌人的顽强反击。原来在头一天夜里敌人刚刚开进去一个营。不得已，左支队只好放弃攻城，向西前进。第二天，敌人又向我军追击，我军边打边撤。这一仗，由于支队长途跋涉，疲劳已极，在敌人强大火力攻击下，又遭到很大损失。几天后，在红柳园子附近又遭到敌人追击，左支队再次受到损失。

为避开敌人，黄火青提议，先离开公路向北走一段再向西行。这一意见为支队领导接受。这样，部队先向北走，两三天后甩开了敌人，又向西南寻找进新疆的道路。这时虽然摆脱了敌人，但在漫无边际的戈壁沙漠里，没有人烟和食物来源，水源奇缺，有时不得不嚼枯草充饥，饮尿解渴，饥寒交迫，艰苦已极。途中，又有一些身体虚弱的同志倒在路上。黄火青和多数同志一样，忍受着饥渴，顽强地行进着。脚下的鞋子穿烂了，便用破毡子包在脚上继续走路。大家凭着高度的革命信念， 坚持西进。1937年4月底，这支不屈的队伍终于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云、滕代远所率汽车队会合。至此，西路军西进支队才走完这一段悲壮的历程，全支队只剩下400余人。

相关链接（四）：中央已将1936年10月22日确定为三军胜利会师之日

宁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吉县将台堡一、二方面军会师纪念碑

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位于宁夏西吉县城东南30公里的西吉县将台乡，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36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及三大主力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于1996年10月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而修建的。纪念碑座西朝东，由基座、碑身、碑顶三部分组成，碑高19.36米，表示1936年，台基分三个方向通向碑座，象征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台基的台阶60个，表示纪念碑建于三大主力会师60周年。碑的正面镌刻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的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1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背面是中共西吉县委、西吉县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碑的顶部雕有三尊红军头像，象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碑身下部浮雕8组代表中国革命胜利的图案。碑的整体显得气势宏伟，高耸磅礡，它的修建，不仅记录了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的最后一次会师，而且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也昭示激励着后人永远铭记60年前震惊世界的一幕。192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揭开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新篇章，21日，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今西吉县平峰乡。在平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和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府聂荣臻、政府部副主任邓小平亲切会面。22日，二方面总指挥部及二军团到达将台，与一方面军一军团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军首长和会师部队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会师联欢，会师官兵一万多人，这在红军长征史上是一个壮举。

23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陈伯均、政委王震）到达将台堡以南15公里处的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三大主力军的胜利会师。现在中共中央已将1936年10月22日确定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宁夏西吉县

将台堡位于宁夏西吉县城东南30公里，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36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及三大主力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于1996年10月修建的。碑高19.36米，表示1936年，台基分三个方向通向碑座，象征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台基的台阶60个，表示纪念碑建于三大主力会师60周年。碑的正面是江泽民题写的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1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它的修建，不仅记录了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的最后一次会师，而且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

将台堡，位于西吉县城东南30公里处的葫芦河东岸，战国秦长城在这里向东转折。古代称西瓦亭，为军事要塞，将台堡的称谓本身就已经包涵了军事的成分。1936年12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团与一军团二师在将台堡会师，宣告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将台堡也闻名于世。

1936年9月至10月，红四方面野战军特别支队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作为先行，在将台堡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及农会，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做好了准备工作。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等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主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参加会师的有红二方面军陈伯钧(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红六军团政委)、李达(红六军团参谋长)、甘泗淇(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等；红一方面军的杨得志(红二师师长)、萧华(红二师政委)等，参加会师的红军部队和当地群众近12000人。

他们在将台堡东侧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联欢会。10月24日，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在将台堡向红二方面军营以上的干部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并作了统一战线和回民间题的报告。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次会师，因此，将台堡是红军长征的最后结束地。

1996年10月，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一、二、四方面军会师60周年的时候，宁夏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报请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在一、二方面军会师地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修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碑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1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被携刻在雕有3尊红军头像、象征着三大主力会师的巨型花岗岩纪念碑正面，纪念碑背面是中共西吉县委、政府撰写的碑文。碑高22．8米，碑身下部由代表中国革命胜利的8组浮雕组成。纪念碑坐西朝东，由基座、碑身、碑顶三部分构成，坐落在多级台阶的墩台上，高耸雄伟。基座东侧有5000平方米的纪念广场。

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标志的建成，既是对英勇牺牲的红军将士的缅怀，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激励。

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位于西吉县城东南30公里的西吉县将台乡，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36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及三大主力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于1996年10月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而修建的。纪念碑座西朝东，由基座、碑身、碑顶三部分组成，碑高19.36米，表示1936年，台基分三个方向通向碑座，象征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台基的台阶60个，表示纪念碑建于三大主力会师60周年。碑的正面镌刻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的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1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背面是中共西吉县委、西吉县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碑的顶部雕有三尊红军头像，象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碑身下部浮雕8组代表中国革命胜利的图案。碑的整体显得气势宏伟，高耸磅礡，它的修建，不仅记录了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的最后一次会师，而且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也昭示激励着后人永远铭记60年前震惊世界的一幕。192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揭开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新篇章，21日，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今西吉县平峰乡。在平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和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府聂荣臻、政府部副主任邓小平亲切会面。22日，二方面总指挥部及二军团到达将台，与一方面军一军团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军首长和会师部队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会师联欢，会师官兵一万多人，这在红军长征史上是一个壮举。

23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陈伯均、政委王震）到达将台堡以南15公里处的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三大主力军的胜利会师。现在中共中央已将1926年10月22日确定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日"。

相关链接（五）：李宁勇--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日—真正的三军会师应在1936年11月12日

在2006年纪特邮票发行计划中，《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周年》邮票被安排在10月22日发行。笔者以为，这个日子实际上只是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一、二方面军（含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在宁夏西吉将台堡会师的日子，缺少了红四方面军。其实，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曾经有 9次大的会师，前 8次都是其中两个方面军的会师，只有第9次在宁夏同心才是真正的三军会师，时间为 1936年11月12日。

1936年 7月初，甘孜会师后，党中央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并肩挺进甘肃，向红一方面军靠拢，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方针，在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争下，召开了甘孜会议。经过同张国焘的激烈斗争，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经岷县、临潭、渭源、通渭，一路艰苦鏖战，于10月9日到达会宁，与10月2日就占领了会宁城的红一方面军会师，这就是著名的会宁会师。会师后的第二天，即 10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毛泽东：“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已胜利实现了。”当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向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祝贺与慰问。

实际上，此时的红二方面军还在长征路上。10月4日才从成县、徽县、两当地区开始北移，10日由武山、甘谷之间北渡渭水， 20日总指挥部到达六盘山南山脚下， 21日进入宁夏西吉县境。当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和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在平峰镇 (今为西吉县平峰乡 )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会面。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二军团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领导及其所率第二师会师，两军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会。23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在距将台堡以南约 20公里的兴隆镇会师，实现了红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将台堡会师后，红二方面军拟向东北前进，通过敌人在海原与黑城之间的封锁线经同心吊堡子、彭阳进入陕北。但前锋部队在曹家洼、脱烈堡冲过封锁线后，两地又被敌占领，主力遂改向西北行进。红二方面军三十二军在杨明堡西南的红羊场与胡宗南一师接触后，到达古西安州 (今海原县西安乡 )附近，行军纵队两翼、后尾都有敌人接近，并有敌机空袭，随军行动的刘伯承被炸伤，红二方面军强行向同心靠拢。而会宁会师后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作短暂整休后，即向打拉池、海原方向转移。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仍然步步紧追红军。 10月24日，中央军委电令，要求三个方面军部署“海 (原 )打 (拉池 )战役”，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为下—步向北攻取宁夏创造条件。而张国焘表面上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实际上继续推行西行计划。 25日晚上，红三十军在靖远西南的虎豹口渡过黄河，红九军亦跟进渡河。事后中央军委电示张国焘：“目前作战重点，系击破南敌，阻敌追击。除已渡河的两个军外，其余各部停止过河。”但张国焘却令在靖远、打拉池、干盐池一线担任右翼钳制与攻击任务的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撤离中央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位置，又密令五军西渡黄河，还将另两个军撤到红一、二方面军侧后的兴仁堡、同心城一带，致使全军主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海打战役”计划被迫终止。

此时，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也于10月22日飞抵西安督战。10月30日，蒋介石发布总攻命令，敌王均和毛炳文两军追击不舍；敌胡宗南率五个整编旅向我一军团侧面攻击；敌何柱国、董英斌两军亦由南向北追进。红军三大主力在会 (宁 )静 (宁 )地区陷入三面夹击的境地。根据情况变化， 11月 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一个新的作战计划：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经陇东地区进入陕西，于适当时机渡过黄河入晋，寻求直接对日作战。于是，11月上旬，各路红军会聚同心城，完成了真正的三军大会师。 11月1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总部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清真大寺西南角的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热烈祝贺三军会师同心城。这是三军主力第一次会集在一起的大会。正如萧克将军的题词：“红军长征陕甘宁，三军会聚同心城。”就在这次大会之后，三军合力打了山城堡一仗，致胡宗南部一败涂地，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仗。

相关链接（六）：红军长征中的八次会师

红军长征中，不仅有著名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的会师，还有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木黄的会师，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在江西重溪的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陕西永坪的会师，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的会师。红军长征中共有8次会师。

1、 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

1934年9月20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由现地域经青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10月4日，中革军委再次电告红六军团“二军团已占印江”，应“迅向江口前进”，向红二军团靠拢。

按照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向江口前进。10月上旬，红六军团在甘溪陷入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各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经过9天9夜的艰苦转战，冲破重围，15日，首先到达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三军（红二军团）一部会合。李达向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详细汇报了红六军团的情况与危险处境后，贺龙等领导对红六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湘西敌军陈渠珍部及黔军的拦阻，于10月16日亲率红三军主力和李达所部兼程南下，迎接红六军团。

甘溪战斗后，与主力失去联络的红六军团第五十团，由于退路被切断，无法寻找主力部队。途中，他们在一个小市镇的一个小学校里，从半张旧报上看到“贺龙匪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扰，向西南方面蠢动……”第五十团凭着这半张旧报纸，在一位十分熟悉道路的向导引导下，走了一个多星期，到达印江县附近。可是没有见到红三军的影子。他们决定到印江县附近的苗山休整一下。

当五十团走到苗山半腰时，忽然听到山上传来了“哒得得得……”的号音，仔细一听，原来是第四十九团在调号问话。部队一下欢腾了。团领导迫不及待地找到司号员，要他马上吹号问问。大概由于兴奋的原因，司号员的号音又脆又高，一问一答，特别亲切。团领导听了司号员汇报的情况后，对司号员说：“小鬼，吹号问问四十九团找到红三军了没有？”这下可把司号员难住了，他眨了眨眼说：“不行啊，这几句我们号谱上没有。”司号员正说着，忽然看到一支部队从山脚下朝山上走来。他们手里都拿着帽子、手巾，不停地挥舞着、喊叫着。第五十团的指战员也立刻欢呼着向山下奔去。

他们互相拥抱着、谈论着，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这下可好啦，总算找到你们了！”部队越来越多，欢呼声、口号声震撼了山谷，战士们手舞足蹈，如醉似狂。“看见贺龙总指挥了吗？”“看见了……”

贺龙总指挥穿着短衫，戴着礼帽，向大家走来。他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随后，贺龙和五十团的同志一一握手。他看大家有点注意他的装束，便打趣地说：“怎么！我这身打扮不像当兵的吗？啊！”

10月23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主力及李达所率红六军团一部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10月25日，红三军、六军团致电中革军委，提出：以目前敌情及红三军、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

10月26日，两支红军部队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他指着贺龙向红六军团的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长贺龙同志！”

贺龙握着一根旱烟袋，满面笑容地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指战员敬个礼，笑着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有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满场爆发出一阵笑声。贺龙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

会后，红三军奉中革军委电令，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电告红二、六军团：中央决定建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在军队方面，二、六军团均改编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二、六军团的名义，红二军团军团长由贺龙担任，政委由贺龙兼，红六军团军团长为萧克，政委为王震；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

随后，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作战，以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开辟新的苏区。

2、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在重溪会师

1934年7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开始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同时规定红七军团的行动计划为：第一步，由瑞金出发，到福建闽江地域，第二步到浙江省兰溪地域，第三步在浙江、皖南创建根据地。

在福建连城地区活动的红七军团于7月初调回瑞金，进行短期整训，并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在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红七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皖、赣等省出动。中共中央还在印刷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赶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材料，共160万份，供红七军团北上沿途宣传和散发。

7月6日晚，以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东进，经过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地区。

抗日先遣队先后转战于闽、浙、皖、赣4省几十个县，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等地，行程3200多里，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

10月15日、21日，中革军委两次电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在江西葛源以北重溪同红十军会合。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等同志领导创建的老苏区。抗日先遣队到达后，受到苏区群众的热情欢迎，方志敏亲自到驻地看望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战员，并组织筹集物资慰问抗日先遣队。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亲切慰问下，抗日先遣队指战员近4个月的艰辛劳顿，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红十军团辖第十九师（北上抗日先遣队改编）和二十师（原红十军改编）、二十一师（由地方武装组成），寻淮洲和聂洪钧分别担任第十九师师长、政委，刘畴西、乐少华分别兼任第二十师师长、政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任赣东北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后改任红十军团参谋长）。

红十军团编成后，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第十九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留在闽浙赣苏区坚持斗争。

3、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指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当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向懋功前进。

10日1时，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红一军团二师继续前进，赶于12日攻占懋功。11日，《红星》报第20期发表《同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在最短期间内便能与红四方面军握手见面了，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合，将使我们的战斗力量更加增强，更有保证地在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协同一致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争取这一伟大任务的迅速实现。”

6月12日12时，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指战员握手拥抱，欢呼跳跃，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红四方面军转交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先头团已于8日占懋功，大部正在向懋功开进，先头部队向达维开进，对敌军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会合。“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

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发表了《向全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一文和社论《伟大的会合》。社论说：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这一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说：“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

6月18日，中共中央由达维出发，抵达懋功。懋功有藏、回、汉三个民族居住，东南有夹金山，南有蛇皮梁子，东北有牛头巴朗山、红桥山，北有梦笔山，均属岷山山脉。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了干部大会，并在城隍庙举行了庆祝会师的联欢会。

随即，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们举行了联欢活动。6月21日，“太阳”纵队在懋功召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的干部互相谈说过去成绩呀，整个会场充满着愉快的气氛。

23日的下午，“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谊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得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红军健儿的大好身手。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加强红一方面军。同时，还互相参观访问，互相学习，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革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

4、 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永坪会师

1935年9月初，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7日，到达保安县的豹子川。由于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泾县四坡村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永宁山，同中共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5年9月15日清晨，雾特别大，相隔10来米远就看不见人。但是，陕西延川县永坪镇附近的红军和老乡，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永坪镇的河道上，欢迎经过长途跋涉，战胜无数艰险困难，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

庄头上出现了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后面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河道里立即响起了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正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们，听到锣鼓响，也扛着锄头赶来了。

徐海东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一身青色军装。八角形的军帽上，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走，一边挥手向欢迎的人群问好。紧跟在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面的是手枪团。手枪团排成4路纵队，一边走，一边喊口号、唱歌，一个个神采奕奕，笑容满面。手枪团后面是司号连，吹打得震天响。再后面是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宣传队员，又唱又舞地走了过来。战斗部队过来了，分成三路纵队行进，每个人都扛着一色的马步枪，有的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

欢迎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称赞着。

9月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三个军胜利会师。陕甘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活动。贫农会也把老大娘、小伙子、小媳妇都组织起来，带着绣花荷包、袜底等东西去慰问红二十五军，到了驻地，男的帮战士们劈柴、打水，妇女抢着洗衣服、补袜子。战士们也把打土豪得来的花布、线赠给老乡。

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议还决定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第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改编为第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第八十一师。

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4年。会场上，红旗飘扬，刀枪林立，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红十五军团发展到7000余人。不久，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消灭敌人一一○师，使陕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5、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师

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的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此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确定落脚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进抵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1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附近将尾追之敌骑兵2000余人击溃。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会后，派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10月底，党中央派人给红十五军团送去了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表达了对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热情慰问、鼓励和对胜利会师的祝贺。《告指战员书》指出：“我们久已听到了红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红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我们的会合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红十五军团指战员听了《告指战员书》无不欢欣鼓舞，群情振奋。军团长徐海东高兴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上一仗，作为见面礼！”

11月2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先头团进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11月3日在富县以北地区召开欢迎中央红军到陕北大会。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尔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即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十五军团驻地开进。毛泽东、彭德怀在红十五军团驻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给予了亲切的勉励。这个消息传到部队，鼓舞了红十五军团的斗志。

为了加强对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中革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受到红十五军团各级领导的热烈欢迎。

11月21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对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一○九师发起进攻。24日攻占直罗镇。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6、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红六军团翻越雪山之后，于1936年6月3日到达理化以南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罗炳辉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会师。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曾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会后，各部队广泛地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热烈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经过道孚、炉霍到达甘孜。此时的甘孜，冰河解冻，大地返青，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色。红三十军指战员听说红二、六军团就要到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大家奔走相告，激动不已。为此，军政治部宣传队还临时编了个《迎亲人》的歌，深入战士们的驻地，分别教唱。

当夕阳在天边洒下最后一抹红光的时候，整个甘孜都在歌的海洋中荡漾。只听：

看！战胜了一切，
听！震动了全国。
英雄的弟兄们，伟大的会合。
来，欢迎二、六军团！
……

战士们盼望的日子就要来到了。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

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

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红二、六军团所到之处，群众载歌载舞，欢呼声不断。红四方面军筹集大量的粮食、牛羊，腾出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子，准备了柴禾，烧好了开水，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使红二、六军团指战员深受感动。

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在会上讲了话，给全体指战员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接着，进行了文艺演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剧团演出了《迎亲人》和《红军舞》等精彩节目。

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第二、第六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罗炳辉第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

7、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七十三师胜利会合，揭开了激动人心的三大主力会师的序幕。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第十师，与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在甘肃会宁的青江驿、隆德的界石铺胜利会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入会宁城。会宁城里旌旗招展，墙上张贴了很多庆祝会师的标语。当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进城时，欢迎人群的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到处呈现一片欢乐的景象。当朱德总司令在会宁见到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师长陈赓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朱德在会宁还同在90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萧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使我真兴奋得要跳起来，给我打电话的，正是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我是多么想念他呀！总司令首先关切地问：“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这次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钟头。

10月10日，古老的会宁城披上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胜利会师的红军指战员们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会宁城里处处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为了避开敌机的袭扰，红一、四方面军于10日黄昏在会宁文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分别代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致祝词。接着，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把久已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手套等赠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从而把庆祝大会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干扰，红一、四方面军1935年9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分离后，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又在黄土高原的会宁城胜利会合。两军战友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抛下肩上的背包，含着热泪，悲喜交集地互相拥抱，互致问候。掌声、笑声、欢呼声，像一阵阵春雷，响彻会宁城上空。在这欢乐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满怀激情地描述了大会师的盛况，表达了他们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的激动心情。

8、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及三十二军（原九军团）]指战员闻知一、四方面军已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以求早日分享大会师的欢乐。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率总指挥部到达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左权、聂荣臻在这里亲切会面。红一方面军把3万块大洋、20多头牛、2000多只羊、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数万张羊皮、500多匹布、2万斤羊毛和3架缝纫机赠送给红二方面军。两军在将台堡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欢庆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我们正用大力在三个方面军中进行干部的政治教育，保证整个红军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中担负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带来了新的希望，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汀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