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藏民族和尼泊尔人中的中国北方诸族成分

虽然，“霍尔”一度专指“蒙古人”，但该字的出现却远远早于元蒙时期。松赞干布（卒于公元六五○年）时，即有“霍尔人”向布?杰季昌桑和“康人”拉斯?肖布登桑，担任吐蕃朝廷“内臣六桑”的成员。看来，具有北方民族血缘的部落成员，在吐蕃王朝初兴时就参与了它的政治运作。　

“蒙古”，藏语中的亦作Sog，与康方言的“牛”字so，或安多方言之sok相同，其实也就是汉籍中的“牦牛羌”。那曲三十九族所居之“索县”（Sog）当是“牦牛羌地方”。其实，藏北早就是“蒙古地方”了，至今藏北—羌塘地区保有大量蒙古语地名，如：巴颜喀拉（“富饶而黑色的”）、可可西里（“青色的矮山梁”），喀拉乌苏（藏名“那曲”，汉意“黑水”）等，它们可能都是吐蕃—苏毗时代蒙古语地名的传承。　

先于藏传佛教的西藏的本土宗教是“苯教”，苯教的多自然神崇拜和积极的驱邪意识，都与佛教意识相左；其杀牲祭祀和击鼓跳神的仪轨，更显示它是源自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通古斯民族的迁徙，使萨满教遍布欧亚大陆和美洲极北地区。而西藏苯教极盛于古代象雄，当今依然流行于康方言牧区，现代藏族舞蹈则仍然寓有萨满跳神的形态，这都显示有“象雄”和“苏毗”有通古斯民族的背景。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注意到，四川德格、甘孜藏民使用的刀、马蹬、带扣上的动物图案，与鄂尔多斯或阿尔泰地区出土的金属镌刻的风格极为相似。原苏联考古学者在乌苏里江以东也曾发现以虎、鹿为形象的金属饰物，他们把这种“女真艺术”视为阿尔泰“息西安艺术”的东传，却没有设想“息西安”就是“息慎”，“息西安艺术”本是中国北方民族艺术的外流。康巴藏族的这种艺术能力，也显示了他们与北方民族的渊源。　

象雄很早就有了文字，并用它写就了许多苯教经典。既然象雄、苏毗与北方诸族有关，“象雄语”就应该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康方言”应是蕃化了的象雄—苏毗语，其中必有若干阿尔泰语成分的遗存。那曲地区敬语“谢谢”谓kho-zu，与卫藏、安多方言均不相同。经查，匈牙利语的“谢谢”曰K?sz?net，满语之“鞠躬”曰“忽入”，该字源自通古斯语，就不言而喻了。　

十三世纪后，蒙古武力统治西藏数百年，但藏传佛教却统治蒙古民族的意识形态至今。西藏历史上的不少僧俗要人是蒙古人，格鲁派（黄教）始祖宗喀巴之父是元朝的达鲁花赤，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则是明末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曾孙。然而，蒙藏两族的互相渗透，往往掩盖了北方民族参与藏民族形成的早期作用，吐蕃时期象雄的“窝骨”、“杂莫”、“帕噶”千户，就是北方民族“护骨”、“且末”、“仆骨”部落。　

象雄—苏毗的北方民族属性，也传承给一些现代藏族部落。五十年代前那曲县“巴尔达部落”的头人称“金格尔”（gin-gher），它显然就是“成吉思”（gen-ghis）的转音。历史上，四川嘉绒藏区有若干土司亦以“成吉思”为号，如乾隆年杂谷土司名“根濯斯?甲”，嘉庆年党坝土司名“根噶斯?丹增?姜初”，“根濯斯”和“根噶斯”都即“成吉思”，而嘉绒藏族土司家族多系七、八世纪自藏北迁来，与十三世纪漠北“成吉思汗”毫无干系。　
安多藏族之生成　

藏语的“人”字亦作“娃”，安多方言区的藏族称“安多娃”。安多是藏区的外缘，含青海黄南、果洛州、环青海湖地区，甘肃甘南州，四川阿坝州北部和甘孜州色达县，“安多藏族”是唐代“吐谷浑”、“党项”等羌系部落蕃化而成的。　

吐谷浑是自辽东徙至西北的慕容鲜卑部，《旧唐书?西戎传》说：“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六六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今世操蒙古语的甘青“土族”是其後裔，且自称“白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