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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展示汉文化的旅游胜地
1998年以来，陕西省委、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依靠陕西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以“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为主题，以省级旅游为依托，逐步建成四个特色鲜明的大型文化旅游区”的战略部署。汉阳陵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卓有成效的考古发现捷足先登，在陕西星罗棋布的汉文化遗存中脱颖而出，成为陕西建设文化旅游区的核心载体。截至2002年4月，汉阳陵接待中外游客218610人。并先后接待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李岚清、尉健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希拉克、布什、泰国王后、马其顿总统等国际政要人物。我们相信，这里将会成为世人瞩目的旅游胜地和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
1990年5月修建西安到咸阳机场高速公路时，在路基下发现了4座汉代丛葬坑，从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省文物局及党组领导下开始了对汉阳陵陵区进行全面的调查、钻探和发掘研究工作。
从那时至今，12个春秋过去了，汉阳陵的考古发现以其巨大的陵园规模，完整的结构布局，数量众多且精美异常的地下文物引起了考古学家及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先后被评为1990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1999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和二十世纪陕西考古十大发现之一。为更好地展示汉阳陵的考古发掘成果，1991年，省文物局批准修建汉阳陵考古工作站，1998年，又将考古工作站扩大为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共投资1400多万元。1999年9月30日，展出1764件文物的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和帝陵发掘现场正式对外开放。
文物保护不断攻克难关
汉阳陵的文物保护工作按照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政策，从1990年开始，采取边发掘、边保护的方法，使文保专业技术人员现场介入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97年，和斯洛文尼亚文物保护中心合作，在阳陵南区8号丛葬坑的部分区域采取“封闭式控湿保护法”，使大量的彩绘陶俑、漆木器、皮革质的铠甲、丝绸包裹的漆木盾牌等文物得以很好的保护。这种新的物理保护方法在全国是首创。保护的效果非常好，全国文物保护专家给予很高评价。
1997年下半年开始启动帝陵南阙门建筑遗址夯土台基加固保护工作，经专家论证，采用了给帝陵南阙门建筑遗址修建保护性大棚的方案，共投资840万元，2001年10月竣工。
为了解决汉阳陵出现的文物保护课题，文物工作者先后组织调集省内各方专家开保护论证会6次，如：帝陵丛葬坑微生物的防治，1999年发掘出土的帝陵11号丛葬坑内，绝大多数均为有机质的文物，田野里的小昆虫都爬到了坑内，使出土文物出现虫蛀现象。省考古研究所和省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共同讨论保护方案，在坑沿外用防护纱网进行密封。针对各种昆虫对症下药进行防治，使11号坑的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比利时企业家、霉菌专家杨森博士出于对中华古代文明的热爱和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一次性为汉阳陵的文物保护工作资助50万元人民币，为保护阳陵大量的有机质文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更好的保护、展示、研究汉文化，1998年陕西省政府一次性征用汉阳陵周围2894亩土地，为陵区的文物保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
科学研究为文物保护利用奠定基础
从1990年以来，在省文物局及党组正确领导下，随着阳陵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扩大，新的考古发现和成果不断出现，汉阳陵的科研工作也在不断深入。1992年在《文物》月刊发表南区丛葬坑的第一号简报，向学术界公布了阳陵南区丛葬坑的发掘成果。同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汉阳陵彩俑》一书，介绍了阳陵南区丛葬坑的布局、内涵、性质以及陶俑的艺术特点。1994年又在《文物》月刊发表第二号简报，向学术界公布了南区丛葬坑的后勤组织和府库的发掘成果。特别是在南阙门建筑遗址，帝、后陵亚字形大墓和帝、后陵丛葬坑、陪葬墓园和阳陵邑建筑遗址钻探发现以后，阳陵的研究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①通过十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对阳陵陵园的整体布局有了大致的了解，揭开了西汉帝陵制度神秘的面纱。②帝、后陵亚字形大墓的探明，在西汉十一陵考古工作中是第一次。帝陵坐西面东基本解决了学术界关于汉陵面东还是面南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③帝陵放射状排列的81条丛葬坑的探明，为帝陵制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5阳陵围沟陪葬墓园的发现，暗示出西汉十一座帝陵陪葬墓区的布局形制有可能与阳陵相同或相近。为汉阳陵陪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和线索。⑤帝陵南阙门三出阙的发现，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阙门遗址。对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⑥阳陵出土的各类陶塑艺术品是阳陵的重大考古发现。到目前阳陵陵园已发掘出土各类文物十万余件。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各类陶俑。阳陵出土的陶俑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还出土了反映汉代宫廷制度的宦官俑，对中国古代宦官制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阳陵出土的主要动物陶塑有马、牛、羊、猪、狗、鸡等，动物陶塑数量之大、造型之精美，是前所未有的。⑦阳陵邑古城遗址的探明和发掘、清理，为研究中国古代陵邑制度和中国古代中小城市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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