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瑞士，穷得只剩下钱—欧洲感悟之四

上高中时，已到了文革后期，回学校上课叫“复课闹革命”；既然是闹革命，又批判过“师道尊严”，自然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当时班里有个姓史的男生，几乎从来就不上课，他如果来学校，就是拿老师开心；我们有个老师叫刘志强，他只要见到刘老师，就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中的一句：立场坚定斗――志强，因为是革命歌曲，刘老师只好敢怒不敢言；有一次上英语课，学数词，讲到十一（eleven）时，他站起来就问：老师，这个“爷来问”是什么意思？最后因为长期旷课，被学校开除了。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史同学自己办了个汽车修理厂，靠给司机回扣――那时的司机都是给“公家”开车――很快就发了，他虽然没好好学习文化课，但人并不笨，同学见面，他总爱说当时流行的那句话：我是穷的就剩下钱了。

用这句话形容瑞士非常恰当。

欧洲历史几乎可以代替世界近代文明史，欧洲把文学、艺术、绘画、音乐、哲学和基础科学发展到了极至，打开我们大学的教科书看看，高等数学，基础物理，化学都是欧洲的东西，亚洲、非洲和美洲都几乎不沾边；欧洲的大师数不胜数，哲学大师由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文学大师由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到雨果、莫伯桑；艺术大师由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到凡高、伦勃朗；

音乐由贝多芬、莫扎特到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牛顿和爱因斯坦则成了基础科学的代名词；这些大师遍布欧洲大陆，即使是北欧的小国，也有卡夫卡，易卜生、安徒生等等；但瑞士，这个处于欧洲心脏部位的国家，却和这一切擦肩而过，对欧洲的文明几乎没有什么直得称道的贡献。

瑞士的自然风光很美，但由于缺少文化沉淀，看起来象是欧洲的土财主；瑞士以前很穷，两次世界大战的中立，为其提供了发财的机会；别人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瑞士的银行更是认钱不认人，那时不论你是军火商或是毒贩子，只要有钱放在瑞士都很安全；取钱时只认签字、钥匙和密码，如果钥匙或密码丢失了，即使是本人来了也不行。二战后有很大一笔犹太人的财富，留在了瑞士。象有钱人大多吝啬一样，现在每当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富有的瑞士也总是排在末尾。

欧洲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汽车让行人，各个路口的人行道上虽说都有红绿灯，但总难免有走错的时候，也可能碰上有急事的人，免不了要横穿马路，每当这种时候，欧洲开车的人都会停住车，心平气和的让行人先行，按喇叭的都极少，可能有人心里很恼火，但脸上总面带微笑；但在瑞士要记住不要走错，瑞士大街上你会看到开车的人，挥舞双手朝走错的路人大叫大喊，日内瓦的路口，只要绿灯一亮，汽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急匆匆的完全没有欧洲式的悠闲，如果不是街道上非常干净，会误以为回到了巴基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