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草原沧桑话天狼(二)：印象乌兰巴托

2008-03-07cncn.com

二。印象乌兰巴托

分别了两年的乌兰巴托，城市建设方面，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刚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走过来，乌兰巴托给人步履蹒跚的感觉。

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之后，乌兰巴托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三四十年代，在苏联工程师指导下，开始大批建造房屋。所有的建筑，都是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千篇一律的设计。不只是乌兰巴托，今天走遍蒙古城镇，大多数的楼房，也还都是那个时代死气沉沉的产物。九十年代，蒙古走上了民主改革的道路，出现了一些设计新颖的建筑物，主要集中在乌兰巴托市的中心区域。

对我来说，虽然是旧地重游，但两年的间隔，不能算是很短的时间。到达后的前两天，我花了不少时间在市内步行游荡，观察这座城市两年期间内的变化。

城市居民总数已经超过100万，占全国人口的40%强。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大城市共有的问题。但蒙古地广人稀的特点，使得乌兰巴托这个蒙古最大城市，与亚洲多数国家的首都比较，情况要好很多。相对来说，住房，交通，城市噪音等问题并不突出，市民生活节奏比较悠闲，但空气与水源的污染，据说已经比较严重。

蒙古人还是那样的朴实。他们生性直爽，不习惯于玩弄心计。即使是与外国游客打交道最多的服务行业，也很少有取巧行为，可以说是童叟无欺。与蒙古人正常来往，以至于作为朋友交往，未必总是很容易，但可以放心。市场上讨价还价，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乌兰巴托司机还是那样的满不在乎。他们把大草原纵马奔驰的习惯带到城市，汽车开得疯狂过山车一样。一点不夸张，每次我小心翼翼穿越市中心和平大道以后，心里都暗自庆幸，又一次留得了青山在，还能再接着做有用的没用的事情。

市内的一些主要路面还是那样的破损。到达后第二天前往移民局，天下着中雨。记得两年前也是去移民局，也是同样这条路这个路段，那天刚好也是下雨，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上的积水连成一片。我不晓得飞驰而过汽车的厉害，被扬起的污水浇了一身。这次想学乖，抓住机会赶紧踩着石头跳着过，但常人行路如何能赛跑得过汽车，又被扬起的污水浇了一身。

奶茶还是那样的滚热，咖啡还是那样的可口，水果还是那样的昂贵，雪糕还是那样的香甜。出租车变成了300图一公里，市内公用电话变成了150图一分钟，各涨价50%。糖果100图3粒，香烟50图一支，价格稳定。一元人民币合大约150图.

电视节目还是那样枯燥，找不到完全的英文频道，肥皂剧以哭哭闹闹的韩剧居多。乌兰巴托能看到有线电视，可以直接收到中国国内节目。我入住的旅店房东走过来，接过遥控器，特意为我转换成了一家国内CCTV频道。正在播放财经新闻，上海股市大盘暴涨，电视台特约佳宾，银行界某专家正在神侃，中气十足，像一枚崭新的一元钱硬币。

扛着双肩包招摇过市的西方游客多了，佩戴苏联时代劳模勋章的老人少了；习惯进餐时吃点蔬菜的人多了，穿着传统蒙古长袍的牧民少了；网吧多了，手机多了，餐馆旅店多了，令人高兴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减少了。

在前苏联控制时期，蒙古每年接受的苏联援助数额，超过自身的国民总产值。苏联集团解体，蒙古摆脱了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外来的经济输血。九十年代中期，乌兰巴托曾经有过6000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大多数来自于失业家庭。在蒙古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国际慈善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数字逐年下降到了目前的几百名。和平大道路边，还常会看到七八岁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把讨钱的纸盒摆在面前，挺着小胸脯，用稚嫩的童音，唱着高亢的草原歌曲，场景令人心酸。

到达乌兰巴托第一天，找到旅店安置下，我直奔甘丹寺方向路边的一家中餐馆。上次来蒙古，我和那家餐馆老板夫妇混得很熟，进出乌兰巴托，总是去他们那里吃饭。夫妇两个的家庭都是老蒙古华侨，中苏交恶时，他们被当成中国间谍，受过许多迫害。那为什么不回国呢？记得当时我问他们。回不去，他们说，那个时候，国内的亲戚朋友没人敢同他们来往，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思维中，他们是苏蒙间谍。

到了餐馆附近，看不到了两年前的中文招牌。我以为走错了路，仔细辨认，没错。进去一问，原来餐馆换了老板，还是中国餐馆。里面工作的侍者，不知道原来的老板去了哪里。既然还是中国餐馆，为什么不挂上中文招牌呢？

于是我往回走，进了和平大道边上另外一家上次去过的中国餐馆。印象中，似乎还是原来的老板，他们不认识我。奇怪的是，他们门前的中文招牌也不见了。后来街对面一家旅行社的人告诉我，几个月前，这家餐馆的橱窗夜里被人砸了，他们被迫取下了中文招牌，换成了蒙文与英文。其实，传统的蒙文，也已经在蒙古国消失。革命以后的蒙古落入苏联控制，蒙古国改用俄文文字符号。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继续使用传统蒙文，与汉文并存。在整个乌兰巴托，我再没有看到过任何中文招牌，全部在过去两年中消失了。

乌兰巴托存在敌视中国人的极端组织，尽管只是很少数人，但影响不小，并且近年似乎有加强的趋势。我到达乌兰巴托几星期前，曾出了一件很轰动的新闻。

某极端组织的领袖，女儿是个大学生，她的男朋友是蒙古人，在北京一所大学里面学习中文。暑假期间，他从北京回乌兰巴托探家，女孩子带男友去见自己的父亲。见面后，未来的岳父听说小伙子在北京留学，与小伙子发生了争执，指控他是中国派来暗杀自己的间谍。稍后他们上了私人汽车去一个地方，途中又发生了争执，女孩子的父亲在汽车中开枪将小伙子击毙。

整体上，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冷不热。平心而论，部份蒙古人对中国人的不友好，其中包括对内蒙古的蒙族同胞的不友好，并不是完全没有起因。蒙古开放之初，没有对外打交道的经验，内地的一些商人以至于游客，做过一些伤害蒙古人的事情。然而更深层的对立情绪的症结，却比这个要复杂得多。追根寻源，问题最早起源于满清政府的愚蠢政策。近年来，为了改善加强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关于这方面更多的讨论，超出了本游记的范围。

市中心的苏赫巴特尔广场，是蒙古的政治心脏，以二十世纪初蒙古国独立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广场北侧是国会大厦，是国家政府和议会所在地。两年不见，国会大厦正门前面增加了一尊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塑，坐在那里，雄视广场，威风凛凛。在广场内，还有一尊苏赫巴特尔骑在马上的雕像。令人费解的是，苏赫巴特尔雕像面像北方，从广场正面过去，看到的总是他的后背。以广场为背景的照片中，也只能是看他的背影。曾经请教过一些人，还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前见到过一家乌兰巴托旅行社的广告照片，照片中把苏赫巴特尔的雕像旋转了180度，成了面向南方，可见蒙古人自己的旅行社也认为，这个雕像的方向设计不合常规。

乌兰巴托有多家博物馆，其中最好的有两家，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国家历史博物馆。两家博物馆都在苏赫巴特尔广场的西北方向。

即便你只是为了看看“恶战中的恐龙”，也一定不要错过自然历史博物馆。八千万年以前，那时候的蒙古南戈壁还是一片绿洲，正在生死搏斗的两只恐龙，被突然坍塌的沙丘活埋，留下了被称为蒙古国宝的化石。化石上，一只恐龙的臂膀被对方咬住，但它的利爪也抓住了对方的腹部要害。十年前，这具恐龙化石在纽约展出，人们从四面八方慕名赶来，排长队观看。来到化石的家乡，你可以驻足展柜前细细观赏，随意构思发生在史前的那个不可思议的瞬间。

两年前我去过国家历史博物馆，当时很大程度上是走马观花，但总体印象很好。这次再去参观，带有了目的性，但离开时却隐隐觉得有些失望。我知道失望的部份原因是，与两年前比较，展品没有太大变化，但更重要的似乎不是展品问题，也说不大明白到底是什么。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失望的主要原因才变得越来越清楚，这是后话了。

我的安排是，先随团去库苏古尔湖，回来以后，再单独一个人去东部的肯特省。像蒙古这样拥有大面积原始环境的国家，世界上已经是屈指可数。多数人来蒙古旅游的目的，是接近大自然，所谓走入地球最后的边疆。近年来蒙古在欧美游客的旅游热点中，地位正在迅速上升。

蒙古的公路系统近年来发展较快，有中国政府的援建，西方国家的投资，全部是中国筑路公司承包。但尽管这样，蒙古仍然是世界上公路最少，路况最差的国家之一。走出乌兰巴托，只有几条通往其它地区的高等级公路。前往库苏古尔湖这样的地方，大部份走的是山地或平原土路，必须依靠越野吉普车。

草原上最好的越野车，不是日本四轮驱动陆地巡洋舰，而是没有多少电子线路的老式俄国吉普。蒙古司机个个都是俄国车专家，把俄国车的机械构造吃得里外通熟。正是由于结构简单，车在路上出了什么毛病也不怕。草原上道路坎坷，虽然日本的巡洋舰轻易不出问题，但如果万一搁浅，谁也修不了。

并不是没有公共交通系统，问题是不可靠。去省会城市会好一些，去偏远的地方，甚至无法预先做计划。从一处到另一处，运气好，隔天有车；运气差点，下星期有车；运气再差点，就得准备过冬。提起蒙古的冬天，多数人大概会不由自主的发抖。

于是除了自己骑摩托车，或者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乘坐公共汽车，对于大多数其他的游客，最好的选择，有时候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人拼团，雇一辆俄国吉普上路。

我到达乌兰巴托后，花了几天时间，拼凑了前往库苏古尔湖的四人团队。除了我们四个游客以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导游。司机名叫巴萨，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有二十多年的开车经验。导游名叫佐拉，是个十九岁的女孩，在乌兰巴托读大学三年级，美术设计专业。我们决定两天后出发。

听说库苏古尔湖之后，我准备独自去东北地区的达达勒苏木，蒙古朋友们建议，趁着这几天我在乌兰巴托，应当把访问边境地区的许可证办好。达达勒苏木距离俄国边界只有25公里，属于敏感地带。办理边境许可，要去位于军事博物馆旁边的蒙古国土保卫部。我在旅店墙上挂着的市区详图上查了一下，找到了军事博物馆的位置，应当是在东北方向十几分钟步行距离之内。

下午三点钟，我从和平大道开始，朝东北方向走，足足走了20分钟，还是找不见我认定的标志。显然是被误导了，旅店内的那张地图，不是按比例绘制的。好在我手中有个小纸条，求人写的蒙文“军事博物馆”几个字。

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背着书包，看上去刚刚放学，从我旁边走过。我叫住他，把手中的纸条给他看。他对我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我跟他走。

“日本？”男孩儿用蒙语问我。我摇摇头：“是中国。”

男孩儿很缅腆，不再同我讲话，闷着头只管走路。我跟在他后面，走街串巷。又走了十几分钟，我开始怀疑这孩子到底知道不知道军事博物馆在哪。我又叫住他，表示我决定自己走，不跟他了。男孩儿急了，拉住我的胳膊，指着前面，口中说着蒙语，意思大概是就快要到了。我跟着他又继续走了10分钟，男孩儿停下，要来了我的纸条，指了指纸条上的蒙文，又指了指路对面的一座白色建筑物，那就是军事博物馆。然后，他朝我笑笑，转身朝来路走回去。

旅途上，类似这样的小事情，往往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随后几个星期在蒙古渡过的日子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每当心情沮丧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个闷头走路的男孩儿，于是就释然了。

(市中心苏赫巴特尔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