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草原沧桑话天狼(八)：天狼末路

八。天狼末路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蒙古帝国的扩张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蒙古民族走向历史性衰落的开端。

元朝建立后，虽然蒙古大军继续征战，最终征服了整个中国，但帝国疆域却没有进一步扩大。主要原因是，忽必烈沿袭汉族王朝传统，推崇儒学，塑造自己汉人皇帝形像的策略，使得中国以外的蒙古汗国，不再服从忽必烈，逐渐脱离了元朝控制。而元朝时期的蒙古贵族也日益腐化，失去了游牧民族早期的锐气，以至最后被赶出了中原。

军事力量角度上看，明代以后，蒙古人已经不再具有优势。

明朝开始，欧洲火器传入中国，永乐八年征交趾时，明成祖朱棣就已在京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屈一指。明成祖在亲征漠北打击蒙古力量的数次战役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虽然蒙古骑兵仍象成吉思汗时代一样凶悍，战事爆发时，他们已不再是中原的对手。

然而军事上失去优势，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的衰落。令人震惊的是，全盛期之后，蒙古民族已经不仅仅是持续衰落，而是一点点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我一个多月的蒙古行中，最经常听到的说法是，藏传佛教的传入，是导致蒙古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起始于二十世纪初期来到蒙古的西方人。那段时期，蒙古民族跌到了她的历史最低点。西方旅行者眼中看到的，是数不清的佛教寺院，遍地的喇嘛，以及令人震惊的腐败。蒙古革命后，苏联继续大力推动佛教祸国的理论，使之成为他们根除宗教信仰政策的依据。到了今天，许多蒙古人，尤其是知识阶层，也还是持同样看法。乌兰巴托旅店里的包洛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样来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因此是站不住脚的。我觉得蒙古民族的衰落，主要还是要归因于游牧文化固有的缺陷，把过失完全记在藏传佛教头上，至少是相当片面的。

然而听得多了，我对这个观点的兴趣随之增加。回顾蒙古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对于藏传佛教的实践方式，确实对社会衰败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特别是自17世纪，蒙古逐渐变成了政教合一体制之后。因此我在下面文字中，以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发展作为时间主线，顺着这条时间主线，描述蒙古民族的一步步走向深渊。

佛教之传入蒙古，有过几次潮起潮落。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时期，佛教就出现于蒙古地区，但规模很小，局限于上层中的少数人，游牧民们仍然全部信奉萨满教。匈奴国败亡之后，部落之间战乱分争，佛教也随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成吉思汗家族所创立的蒙古帝国，其最为后人称道之处，是他们对于疆域内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在那百多年中，自然会有大批僧人喇嘛从中原或西藏来到蒙古，但他们代表的佛教，并没有比同时在那里的其他宗教获得更高的地位。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把藏传佛教推到了很高的位置，他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建立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但顾名思义，这种关系也并不意味着藏传佛教成了国教，只意味着给了它很高的地位。当时藏传佛教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中原地区，并未渗透到北方的牧区。

1368年，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了草原，分裂成了鞑靼，瓦刺二部。一方面重新开始了世代重复的部落战争，另一方面还要对付明朝大军的征讨，力量不断削弱。到了十五世纪中页，阿勒坦汗统一了蒙古大部，蒙古进入了一个相对的中兴期。以后的二十年中，阿勒坦汗恢复了与明朝的战争，但已经占不到优势。1571年，明朝政府与阿勒坦汗达成和平协议，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阿勒坦汗给明帝送去了谢表及贡品。这段期间，佛教在蒙古处于低谷。

1578年，当时蒙古与西藏处于战争状态，阿勒坦汗在青海省青海湖地区，会晤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他受到了感化，决定把藏传佛教奉为蒙古国教。阿勒坦汗赠给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称号，意思是“学识如大海一样渊博的上师”，索南嘉措赠给阿勒坦汗“转轮王”称号，意思是聪明睿智的圣王。索南嘉措的两位格鲁派前任被分别追赠为一世二世达赖，属于当世活佛的达赖喇嘛，自索南嘉措三世起。

藏传佛教从而在蒙古得到广泛的传播，逐步取代了古老的萨满教，成为大多数蒙古人的主要信仰。另外一个原因是，萨满教与佛教本来就有一些相通之处，两者间的融合，使得佛教比较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

于是自17世纪开始，蒙古也建立了等级森严的活佛系统，如同西藏地区一样。蒙古的活佛被称为哲布尊丹巴，是全蒙古的宗教领袖，权势非常大，与西藏的达赖班禅并列为藏传佛教三大活佛。蒙古新活佛的产生，也像西藏一样，采用寻找转世灵童的方式。哲布尊丹巴一共传了八世，在第八世活佛的末期，蒙古爆发了革命。

在蒙古历史上，有两个极为特殊的人物，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一始一末两个活佛。

第一世活佛名字叫札那巴札尔，是个极为优秀的人物，他在蒙古历史上的地位，在后代蒙古人心中所受到的尊重，恐怕仅次于成吉思汗。1635年，札那巴札尔出生于喀尔喀部地方(今乌兰巴托)，属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三岁的时候，他被指定为圣童，五岁时受戒出家为僧，法名罗桑丹贝坚赞，而后成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为了庆祝一世活佛即位，当年举行了第一届那达慕大会，以后成了传统节日，每年举行。

1649年，札那巴札尔离开蒙古前往西藏，从师于达赖与班禅喇嘛。在西藏期间，他精研佛典，并学到了铸铜技术。1657年，札那巴札尔返回蒙古喀尔喀部，带回藏格鲁派的高僧和油漆、彩画、建筑、工艺方面的工匠六百多人，仿照西藏寺院的建筑形式，在库伦等地修建了以热卧格杰林寺为主的一些寺院。返回蒙古后，他推动了蒙古的艺术复兴，自己也成为蒙古历史上最著名的雕刻家。在乌兰巴托的艺术博物馆内，收藏有许多他的作品。他改革了蒙古文字。他设计了今天被用作为蒙古国徽的索永布图案。札那巴札尔写了大量的诗歌，佛教哲学作品，并参与设计了包括哈拉和林的额尔德尼召寺在内的佛教建筑物。

1688年，准噶尔部兵掠喀尔喀部，额尔德尼召寺遭到严重破坏。札那巴札尔召集蒙古王公与宗教领袖商讨应付方略。当时蒙古维持独立已无可能，面临的选择是归附沙俄还是归附大清，札那巴札尔说服大众，选择了归附大清。此举得到了清廷康熙皇帝的支持。1691年，札那巴札尔在多伦诺尔受清廷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以后各世哲布尊丹巴均受清廷册封，管理蒙古佛教事务。

1723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即位，邀请札那巴札尔来到北京。不久之后，札那巴札尔死于北京。一种说法是，雍正帝即位之初，清除所有与康熙关系密切的人物，在北京暗杀了札那巴札尔。为了纪念札那巴札尔，1727年，雍正下旨修建庆宁寺，建寺地点选在乌兰巴托西北400公里外的色楞格省境内。1737年，庆宁寺竣工。1779年，建造了骨塔，安放了札那巴札尔的遗骨。

乌兰巴托的甘丹寺、哈拉和林的额尔德尼召寺、色楞格省的庆宁寺，并称为蒙古的三大佛教寺庙。蒙古族与汉族在佛教信仰上的区别是，蒙古族信仰的是西藏黄教。蒙汉两个民族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蒙古国保留有很多从中原地区引入的传统习惯，比如他们也有阴阳五行十二生肖之类的民俗。

第一次来蒙古时，我去参观过了甘丹寺，在哈拉和林我们去了额尔德尼召寺。库苏古尔湖之后，我们还有两天时间，可以选择不同路线回乌兰巴托。我主张返程绕一点弯，去参观色楞格省境内的庆宁寺，得到全体一致支持。

离开库苏古尔湖区后，我们的吉普车开上了东南方向。按里程计算，当天到达不了庆宁寺。于是我们安排在蒙古第二大城市额尔登特过夜，第二天上午赶往庆宁寺。据旅游指南记载，每天上午十点有诵经仪式。

我们走上通往庆宁寺的最后路段时，已经过了上午10点钟，诵经仪式是看不到了。从额尔登特到庆宁寺，前一半是平坦的柏油路, 后一半是颠簸的泥土路，无法提高车速。当吉普车最后翻过一座土坡，远方的庆宁寺突然呈现，只觉得眼前一亮，我的感觉是似乎看到了如紫禁城一样的明清代皇家建筑。

路边不远处有一座敖包，下得车来，走过去站在敖包旁边，向前方望过去。庆宁寺背靠丘陵，中间是大片的草原绿地，建筑群坐落在绿地中央，长方形的红墙，整齐对称的庙宇，大屋顶式的建筑风格，气势非比等闲。这是在蒙古保存的最好的古建筑物。此时刚好一群马从庆宁寺前方穿过，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光，背景上的庆宁寺，像是镶嵌在绿色牧场上的一个红色湖泊。

进入寺庙区之后，隐隐觉得失望，主要的庙宇都在维修，有些已经很破败。刚才视觉上的初始冲击，是远距离时，整体环境的幽雅带来的。

庆宁寺建成时，共有37座庙宇，最盛时曾经有过数千喇嘛。三十年代清除佛教，奇迹般的只毁掉了10座庙宇，但喇嘛们都被驱逐或被逮捕。目前在寺院内共有100名左右喇嘛，诵经之外，也参与一些联合国帮助下的维修工作。

庆宁寺里里外外，处处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神佛雕塑都是典型的西藏风格，外墙上面的绘画也多是中原风光，画中的人物着清朝服饰。正中央大殿门顶的横匾上，写着四个大字：“福佑恒沙”，不知是何人手笔。

寺内游客不多，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几个韩国人，一个中年男导游正在逐字向韩国人解释“福佑恒沙”四个字，结果到“恒”字时卡了壳，忘记了是什么意思。

“你是中国人吗？”看到我站在一边听讲，他问我。

我向他们解释了这几个字的含义。后来几个韩国人走开自由拍照的时候，我与这位导游聊了起来，他竟然是一位乌兰巴托的大学教师。

“据说兴盛时期，这里有几千喇嘛，现在怎么这样萧条？”

这个地区人口密度很低，几千人这个数字概念，即使是在今天，恐怕也意味着本地的大多数男性，何况是二百多年前，当时蒙古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

导游说，现在不同了，没有那么多人要去当喇嘛：“现在人们的职业选择多，今天当喇嘛的人，确实是由于自身的或者家庭的信仰。当年可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男性，当喇嘛是最好的出路。”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当喇嘛是一种谋生手段，与信仰没有太大的关系？”

导游想了想：“这么说恐怕也不对。你如果有机会和牧区的老年人谈谈，他们对信仰还是很虔诚的。我是搞蒙古史的，我们蒙古人是个思维简单的民族，在蒙古建立起外来的信仰并不困难，我们很容易全盘接受外来的东西。如果是上层特别鼓励的东西，那会更容易。”

他指的是满清政府在蒙古大力发展佛教的历史，这是满清一项短视的愚蠢政策。历史事实是，自第一世活佛开始，确实越来越多的蒙古男性当了喇嘛。这里面的因素是多方面复杂的，但清朝政府的鼓励政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突然想起了在乌兰巴托见到的，胸前佩戴苏联时代模范勋章的牧民们，他们看上去是那样的淳朴，流露着对一个消逝的体系的自豪。看起来每一个时代，蒙古人民似乎都无保留的接受某种外来的东西。

结束在庆宁寺参观之后，我们没有再停留，一口气返回了乌兰巴托。告别了团友，我开始了下一步的筹划。我的安排是自己独自朝东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达达勒苏木，寻访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东行之前，我还有几天时间在乌兰巴托。闲暇时，我读了一些蒙古近代的相关史料，有些记述触目惊心。

蒙古并入清朝版图后，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二十世纪初，已处于高度政教合一的状态，活佛是最高领袖。二百多年时间内，喇嘛们的社会作用越来越重要，喇嘛寺庙逐渐成为权力的中心。进入佛家的金字塔，成为蒙古男性改善自己处境的唯一捷径。二十世纪初，全蒙古已经有超过10万名喇嘛，占当时全国男性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全国1700多所大小寺庙里。只要能办到，每个家庭至少会把一个男孩子送到寺庙当喇嘛，以此象征家庭的地位。喇嘛们不从事生产活动，这对于蒙古这样极端缺乏人力资源的地方，意味着劳动力的严重流失，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给蒙古民族带来更大伤害的，是喇嘛寺院孕育出来的无孔不入的腐败。无所事事的喇嘛们，许多成了游历僧人。他们以轻信的牧民为目标，酗酒，赌博，算命，放高利贷，放贷利息可达200%。世纪之交时，起源于寺院内糜烂生活的梅毒性病，传播到蒙古社会各个角落，感染了相当大比例的蒙古人，严重威胁着全民族的生存。

十九世纪晚期，有个俄国探险家名叫普热瓦尔斯基，他曾几次旅行到达新疆，蒙古，西藏，中国内地，并做了许多旅行记录。他在蒙古发现了著名的普氏野马，他从学术角度上第一次向欧洲介绍了西藏的拉萨。我们青藏高原的某些鸟类，至今名称中还有“普氏”字样。他一生获得过许多荣誉头衔，死后着旅行服装葬于卡拉克尔河畔，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只写了两个字：旅人。

普热瓦尔斯基这样描述那时候的乌兰巴托：“大街上满是甩出来的污秽的垃圾，居民们养成了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习惯。。。一群群饥饿的乞丐，聚集在市场周围，其中的一些人，多数是老年妇女，把那里当作为自己最后的坟场。。。不时的，有人会把刚咽气的尸体，抛到大街上，大群的野狗一瞬间把尸体撕成碎片。。。”。

成吉思汗的民族，从超级帝国的顶峰跌下，七百年以后，走到了完全毁灭的边缘。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统治蒙古的是既拥有政权又拥有神权的喇嘛体系，而坐在庞大喇嘛体系金字塔顶端的，是博格多汗，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博格多汗是第一世活佛札那巴札尔之后，蒙古历史上另外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蒙古语中，博格多汗是“圣主”的意思。

1869年，博格多汗出生于青海省。与达赖、班禅一样，他在幼年时，通过金瓶挚签的甄别方式，被确定为蒙古第七世活佛的转世灵童，于是他成了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藏传佛教在蒙古的政教合一的新领袖。辛亥革命爆发，在苏联的鼓励下，博格多汗支持当时蒙古上层集团，宣布蒙古独立。1924年，博格多汗去世。蒙古随即废除了博格多汗为元首的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公正的讲，博格多汗不应当对他统治时期的悲惨局面负全部责任，许多事情确实超出了他的控制。客观的回顾历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他这样的旋涡中心人物，恐怕也不好过于事事苛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蒙古人对他还是持尊重态度。许多人还是把他当做国父，认为他是领导蒙古摆脱满清压迫的英雄。然而，如果把他看做一代宗教领袖，考虑到他的个人品质对社会所起的恶劣作用，那么他是个绝对不可原谅的荒唐角色。

要了解蒙古在二十世纪初的状况，恐怕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博格多汗的冬宫更有代表性。他的冬宫位于乌兰巴托城南。

博格多汗的冬宫竣工于1905年，是蒙古非寺庙建筑物中最大最奢侈的宫殿。在宫殿建成的时候，蒙古民族正处于他们历史上最困难最低落的时期。十八世纪末期，乌兰巴托成为全蒙古的首府。所谓首府，其实也就是许多蒙古包，围绕着若干西藏风格的喇嘛寺庙。又过了一个世纪，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市内才有了第一座寺庙以外的房屋。俄国人在乌兰巴托造了个两层楼领事馆，成为当时全蒙古唯一的非寺庙建筑。

再次离开乌兰巴托，东行达达勒苏木的前一天，我去参观了博格多汗冬宫。

冬宫由六所佛殿组成，进门后右手侧的两层白色建筑，才是真正的博格多汗冬季居住的地方。其它的六所大殿，是喇嘛寺庙，所有建筑物都对游客开放。参观的路线是，先随着标识走过几座大殿，最后多花时间参观冬宫。压轴的东西，自然都收藏在博格多汗自己居住的地方。

喇嘛寺庙的布局设计，具有中国传统藏传佛教的建筑特色，重叠飞檐，琉璃绿瓦，非常漂亮。两侧各有一座牌楼，正门建有门楼，据说，门楼未使用钉子，是用了108个榫口搭接。大殿层层相连，许多以藏、满、汉等文字书写的匾额，藏有大量文物与佛像。

我在殿里遇到一位陕西工程师，他所属的文物工程队，正在对庙宇做全面修复。这项工作耗资巨大，中国和美国各出了一半资金。蒙古专业人员以前也曾经做过局部修缮，但施工质量太差，中国工程队来了以后，把原来做的，全部推倒重来。这位工程师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半年。

沿着参观路线走过这些大殿，我最感兴趣的是檐上壁上大量的彩绘，很有些颐和园长廊上看画猜故事的感觉。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庙宇建于清代，但我没有看到任何满族风格的画图，清一色汉族传统故事。有三国故事，西游记故事，民间传说，等等。有一幅画里面，沙僧伏案打瞌睡，猪八戒手支下巴想入非非，远处的孙悟空背着一个美女，喜笑颜开，我不记得西游记故事里有这样的场面。必是当年哪位绘画艺人，异想天开随意杜撰故事，恶搞孙悟空的高大形像。

博格多汗冬宫是一所白色建筑物，按照欧洲式住宅风格设计。每年冬天，从1905年落成到1924去世，博格多汗都来这里，前后在里面度过了二十个寒冬。这座冬宫连同周围这几所庙宇，是如何躲过了当年苏联人的清洗，至今还是个谜。博格多汗另外还有一个建在土拉河边的夏宫，三十年代肃清佛教恐怖岁月中毁掉成了废墟。

准确的说，博格多汗冬宫可称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有活佛家庭的奢侈生活用品，华丽的服饰，来自于世界许多国家的礼物。其中有80套狐皮制作的皮袍，有150套雪豹皮制作的蒙古包，有无数红珊瑚制作的马夹，英国金马车，俄国金靴，许多国家级别的文物。

今天的参观者能看到的，只是当年博格多汗拥有的巨大财富的冰山一角。1913年，波兰地质学家奥森多夫斯基途经乌兰巴托，曾经来到冬宫，与博格多汗有过直接接触。他在冬宫里面参观了博格多汗的收藏，包括来自于亚洲地区各个角落的无数珍品，象牙，翡翠，珠宝，玉石，还有难以想像的大量稀有动物的皮毛。

博格多汗不仅喜欢珍稀毛皮，他对野生动物也有特别的兴趣。他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园里面有大象，獭猴，巨蟒，海豹，长颈鹿，包括南美洲亚马逊雨林金刚鹦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鸟类。在冬宫的一楼内，有许多当时动物园动物死后制成的标本。

博格多汗还拥有蒙古的第一部留声机与第一辆汽车，是他亲自去上海购买的。他的一个著名游戏，是先把导线在汽车电池上连接好，然后把裸露的线头从冬宫墙头抛到墙的外面。墙根下面远来拜佛的牧民，以为活佛必然拿着另外一头，走上去亲吻导线，瞬间的电击，使得他们相信自己受到了活佛的保佑，他们的尖叫声，给楼上面博格多汗活佛带来许多快乐时光。

大约有5000名喇嘛，直接为博格多汗服务，包括从仆人到医生到内阁官员。生活在冬宫附近，还有一伙执行警戒保卫的喇嘛，他们的声带被取掉，成了事实上的哑巴，这些人是博格多汗最有力的对付异己的武器。博格多汗进入中年后，由于性生活糜烂，感染上了梅毒，加上经常饮酒过度，导致双目失明。在乌兰巴托修建甘丹寺的目的，是为博格多汗做的奉献，求佛祖保佑他恢复视力。

作为客人，奥森多夫斯基与博格多汗在一起度过了几个下午。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博格多汗)很机警，富于洞察力，精力也很充沛。。。围绕着他，处处都充满了神秘。。。他无情的处罚政敌，用预言愚弄自己的人民，把人民困在黑暗之中。。。说到底，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博格多汗自身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不再重要，但问题还是需要有个答案：一个曾经征服了世界的民族，怎么会如此无知盲从，下滑到了如此危险的地步？

回到本章早些时候引述的观点，把蒙古衰败的责任，归结为藏传佛教的传入蒙古，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不然。如果坐下来，客观分析十四世纪以后蒙古的历史，不难看出上面的说法是不公正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天狼式微以至最后走上末路，并不是因为偶然引入了某种意识，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根本的原因是，从发展角度上看，历史已经走过了游牧民族占据舞台中心的瞬间。蒙古帝国的衰落，只不过是十四世纪后，中亚游牧民族逐渐的但永久的退出历史舞台的组成部份。是游牧文化本质上的落后，构成了衰败的根本原因。

游牧民族强盛所依赖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打造出来的骑射技术，使得他们在中世纪战争中，拥有如同二十世纪机械化部队一样的运动速度。而游牧民族的致命弱点，则是他们缺乏自身的文化根基，没有文化根基所维系的优势，是不可能持久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时间快速前移，到了1999年的七月，再有五个月时间，人类就将进入第二十一个世纪。

那几天是蒙古少见的高温天气，乌兰巴托流传着更酷热的惊人消息，八世哲布尊丹巴博格多汗死后七十五年，九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在甘丹寺露面。成千上万的人拥到甘丹寺，想亲眼见一见这位转世来的新活佛。

需要回到1924年。博格多汗去世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很快全盘控制了蒙古的国家事务，不准许开始寻找八世活佛的转世灵童。到了三十年代，宗教信仰被宣布为非法，从那以后，人们不可以再谈论与佛教有关的话题，逐渐也就忘了活佛转世这件事。

苏联人不知道的是，在西藏佛教上层人物主持下，在蒙古之外还是秘密启动了寻找博格多汗转世灵童的程序。1936年，西藏佛教上层确认了年方四岁的转世灵童，于是有了九世哲布尊丹巴。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的身份一直对外保密。1959年，这位转世活佛随着达赖喇嘛逃离西藏，以后一直隐居生活在印度。到了九十年代初，苏联集团解体，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经过一定的鉴别程序后，达赖喇嘛在印度西北部的达兰萨拉，公开确认了这位九世哲布尊丹巴的身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背离了他的期望。整个90年代，年复一年，蒙古政府拒绝他访问蒙古的签证申请。最后他干脆去了莫斯科，以假名字申请了签证，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入境，来到了乌兰巴托。他当时不知道的是，早在1995年，蒙古政府就已经决定，并非针对个人，而是原则上拒绝接受新的蒙古活佛。

九世哲布尊丹巴不宣而至，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尽管多数蒙古人对他持怀疑态度，他的出现，还是很快吸引了大量信徒。他在乌兰巴托市内参观，会见信徒。在甘丹寺大喇嘛们的陪同下，他来到了博格多汗冬宫，声称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因为前生曾经在这里住过。在不同场合，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自己前生的荒唐行为，他表示很遗憾。

他住在当时乌兰巴托最豪华的成吉思汗酒店。他的签证有效期是30天，政府采取了拖拉战术，等待30天期满后迫使他离境。另一方面，他的支持者们开始了公关战，希望他能留下来。30天签证期满之后，他又滞留了30天，终于政府下了逐客令，要他立刻离境。于是，在九月份的一天，政府的一辆专车带着他，或许是永远的，告别了蒙古，越过边界再次进入了俄国。

几个月之后，蒙古政府向达赖喇嘛表达他们的不满，达赖喇嘛声称，不知道九世哲布尊丹巴化名非法入境的计划，对此他很失望，表示今后他将不会允许九世哲布尊丹巴再去蒙古。

佛教在今天的蒙古，仍然拥有最多的信仰者，过去现在将来，佛教都将在蒙古人的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但时代确实已经变了。进入二十一世纪，蒙古人民义无反顾走上了民主化多元化的道路，他们开始公开公正的回顾历史，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在蒙古旅行这段时间里，我曾经问过几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蒙古人，他们如何看待接受新的活佛的可能性，答案无一例外，蒙古不再需要一个新的活佛。

天狼走上了末路，但蒙古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不错，他们又一次无保留接受了外来的东西，但这一次，这些外来的东西，似乎真正具有了普世的持久价值。从此以后，再也不是炫耀武力，而
是民主与进步，是拥抱新时代的文明。

(庆宁寺远眺)

(庆宁寺)

(冬宫外的博格多汗像)

(南戈壁的火焰山，曾经是恐龙的家乡(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