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2008年夏呼伦贝尔游记之一

在观看了奥运会比赛之后，8月13日，我乘CZ6279航班，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经过1小时40分钟的飞行，到达哈尔滨太平机场。哈尔滨8月的阳光虽然不如南方的那样烤人，但紫外线的灼射依然让人觉得皮肤有些火辣辣的。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哈尔滨，天空都是碧蓝如洗。看起来，为了奥运会而进行的治理环境的临时措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我也清楚这些临时措施的负面影响。

从机场坐民航班车到哈尔滨火车站。车站的拥挤和混乱让人一下子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印象。在车站附近找到了朋友联系的为我订票的招待所的老板，拿到当天下午由哈尔滨去海拉尔的A33次临客的车票。这个老板的收费还算合理。如果没有她帮忙订票，我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旅游旺季如此顺利地买到去海拉尔的车票的。

这里的火车站与其他任何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一样拥挤。进大门的时候要挤，由车站入口到候车厅需要途经售票处（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然后还要比平时多进行一道安全检查（据说仍然是奥运期间的临时措施）。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得以上车。下午5点多，列车从哈尔滨站开出。

虽然是临客，车体又是老旧的22B型，但经过改造的车厢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脏乱，相反，除了没有空调之外，觉得各种设施并不比现在的25G差，而且列车员的服务也还比较到位。车开得很快，第二天凌晨4点就到达海拉尔车站。

家在海拉尔的朋友因为没有找到车，所以到车站接我晚了一点。我不得不在北方的寒风里等了半个小时。在这半个时间中，几乎所有到海拉尔旅游的游客都被旅行社接走了。朋友到达的时候，太阳已经从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了头。我们在车站附近吃了一点东西，然后租车前往南屯。

南屯外的草原上有一座苏联红军烈士墓。碑文是这样写的：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当海拉尔地区日本关东军主力被击溃后其残余散兵走投无路，有两个日军士兵钻入南屯（巴彦托海镇）河东南坝地洞，被附近的牧民发现。苏军获取此情报，迅速派出装甲部队，从东西两侧面包围了地洞，并派出几名尖兵接近洞口。日本兵拒不投降并从洞口向苏联士兵射击。6名苏军士兵中弹牺牲，日本兵一个被击毙，一个被俘。事后，苏军将6名士兵的尸体（其中有一名尉官）运到南屯路东（今伊敏路东）今服务楼后侧埋葬，上立一木制碑，碑下面用俄文书写6名烈士的姓名及生平。

离此不远，还可以见到一座抗日志士纪念塔。塔的背面刻着几位志士的名字：凌升、福龄、春德、华林太、沃兴太、沙德尔图。

凌升，达斡尔族，字云志，姓莫尔丁氏(汉姓孟氏)，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的长子，生于1886年即光绪十二年(一说生于1885年)。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地区索伦右翼代理总管、额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左右厅会办、左厅厅长、奉系东北保安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顾问等职。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参与“建国”活动，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的皇帝。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贵福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几个月后，海拉尔发生苏炳文抗战事件，凌升对此表示同情。“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 ，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不老实的人”。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曾于1932年10月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 时在长春“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色布精太退职，送往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学习俄语。
　　1935年6月，以伪满为一方，以蒙古为另一方的“满洲里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哈拉哈庙归属问题”。凌升作为伪满一方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他却没有自由发言权，发言内容需由名为代表实为日本特务机关长的斋藤正锐决定。凌升对此极为不满，提出异议并与斋藤发生争辩。日本原企图通过凌升窥探蒙方动态，进而拉拢蒙方代表，却因他如此态度而不达目的，指责凌升不为日满效力，心无诚意。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日本军方下决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为防止地方势力，即主要是凌升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还在会议期间，即3月下旬，日本军方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 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 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福明泰胞弟)。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 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在拷问中，凌升一人承担责任。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在军事法庭上，他们仍未承认任何罪行。4月14日,凌升等人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遂于4月19日发布《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4月24日，凌升、福龄(达斡尔族，生于1889年)、春德(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4年)、华林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8年)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

在朋友的家里喝到了地道的蒙古奶茶，并学到了做奶茶的方法。只是不知道这方法拿回广州之后还能不能用得上。

租了一辆丰田花冠离开南屯到伊敏镇。选择住在伊敏，是因为海拉尔到了夏季之后，游客激增，市里的酒店和招待所价格高得离谱，而伊敏这样的地方却基本不受影响。途中经过巴彦呼硕，那里有著名的大敖包。四周有蒙古包、勒勒车等，全都是内蒙古草原上特有的东西。在那里的旅游点向马倌租下一匹马，然后随意地在山坡上漫步。在山顶上环顾四周，在蓝天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蜿蜒曲折的伊敏河，似乎是在嫩绿草原上的一条闪着亮光的缎带。草原上牛群旁若无人地慢腾腾地走着。然而带我们游玩的马倌说，伊敏河这一喧景区已经卖给一个私人老板了。今后如果再到这里来，也许就要买票了。

半个小时的骑马显然不能够让人尽兴。应当说50元半小时的价格确实不算贵，不过我们实在是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停留。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到达伊敏。住在金紫荆旅店。一个小小的旅店，价格非常的优惠（当然也是因为朋友家在附近，与这里所有的人都很熟悉）。这里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利用的只有微型面包车，车费比起城市里的公共汽车要贵一些。伊敏小镇上的餐馆供应的当然都是当地口味的饭菜，不过南方人应当很快就能适应这里的口味，价格如果按南方的标准来衡量，当然是非常便宜。

伊敏是一个小镇。如果没有华能电厂的存在，这里可能仍然只被人当成是小兴安岭余脉结束的地方，一片能够放养牛羊的地方，也许连个苏木都不够级别。现在电厂在这里盖起漂亮的职工宿舍。所有的楼都不高，但看上去很厚重。非常鲜艳的红色屋顶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下午乘车到753高地，在这里可以看到伊敏及其周边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