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琉球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日本九州岛和我国台湾之间。由奇界、度姑、津奇奴、姑米、面那、巴度麻、八重山等36岛组成。她四面环海，是一个“地无货殖”、“商贾不通”①的国家。由于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维恃中国为声援”②，中国政府自古以来又注重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以中琉关系早在隋代就有所记载。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对外采取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方针。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琉球，从此揭开了明清两代中琉500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序幕。清定鼎北京后，仍沿明制，顺治四年（1647年）遣使告谕琉球国王，琉球国王接受敕谕，遣使来华。这样，中琉两国继续在封贡活动下开展一系列友好关系。
闽南——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临海，自古就是重要的对外交通口岸。琉球与闽南交往之早是先于中原各地的。可以说，琉球人是先接触、认识闽南后才开始认识中华帝国的。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琉球与中国的交往中，更是处处留有闽南的印迹，所以闽南在中琉关系中占有极为不寻常的地位，以下就是笔者粗略总结两者关系的主要几个方面： 一、“闽人三十六姓”中的闽南成分及其后裔的重要作用 琉球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国内各岛屿之间及与外国的往来只能借助船只。但是琉球生产力落后，不仅航海条件极不发达，国中“缚竹为筏，不驾舟楫”，③且航海人才也极为缺乏。而中琉交往只有通过海路这条途径，因此“浮海以舟，驾舟以人，二者济险之要务者”。④为了发展中琉之间的朝贡往来，“洪武年间赐善操舟着三十六户”“令往来朝贡”。⑤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主要为山地丘陵，人多田少，只能以海为主。许孚远也指出“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所以他们“恬波涛而轻生死”⑥，贩海为生。因此在造船航海方面经验极为丰富，“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⑦明王朝向琉球赐姓时当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三十六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闽南人。如龙溪人王立思在万历十九年“奉旨始迁于中山，以补三十六姓”⑧。龙溪人阮国、毛国鼎也于万历三十年“发著该国而充引导朝贡之助”⑨。更有出身于泉州南安的蔡崇，早在洪武二十五年就奉旨迁往琉球。⑩除此之外，琉球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吸收人才。闽南与琉球交往密切，经常有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于琉球，后被琉球政府委于重任。他们有的为琉球政府修船造船，驾舟航海。如漳州人黄病氨宦猜拥劫凉保蚁缜撞⒁锪饺∩恚粒ㄍ蚶┒十五年逃入琉球外山”。次年中山王世子尚宁派遣报信船往中国，他就担任“管船冠带舍人”。⑾另一位漳州人林元，流落琉球，被充任为“看针舵工”。⑿还有的充当琉球政府的翻译，成为沟通中琉双方之间最重要的互译人才。如明万历二十二年，中山王尚宁差人进贡迷途，明廷派“漳人阮国护送回国”尚宁遂赐阮国“都通事色目”。⒀陈华，龙溪人，万历四十五年在粤东遭台风，飘至庆良间诸岛入籍唐荣。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充都通事特遣赴闽。⒁这些落籍琉球的闽南人成了琉球王国对外交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琉球摆脱原始落后状况做出巨大贡献。
“三十六姓”的闽南后裔，他们的表现相对于先辈也毫不逊色。他们有的历任火长、船管带、通事、贡使。据谢必震教授考证，仅明代，在琉任贡使的泉州南安蔡姓后裔就有17人，49次来华。⒂在清代任贡使的有顺治十年的正议大夫蔡祚隆，康熙五十二年正议大夫蔡灼，乾隆六年蔡其栋，乾隆三十三年正议大夫阮大鼎，乾隆五十三年正议大夫阮廷宝，光绪元年正议大夫蔡呈祚……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东汀随笔》所称颂的“前辈宿儒，名彰后世，为人传诵不置者，唯唐荣程公，蔡公二人而已。二人各有所长，程公以德性，蔡公以才略”中的蔡公——蔡温。他被琉球人尊称为“琉球古今独步的大政治家”，是南安蔡姓第11世孙。⒃他年轻时对其父翻译的《中山世场方行薅⒃霾梗怪晌徊客暾挠泄亓鹎蚴返恼贰g蹇滴跄昙洌涛挛嘤旨婀Αt谒闭的20多年里“为琉球庆长之役后唯一短暂的小康时代”⒄。乔治克尔《琉球史》称“蔡温主政期间，一大半与德川吉宗同时（1716-1751年，即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十六年）。而德川吉宗时代，又为德川幕府最富庶之时代。若说蔡温之成就，对吉宗的精神与实验都颇有影响，似亦不为太过”。可见，蔡温不仅在琉球而且在日本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是闽南后裔的不平凡的贡献。
琉球政府为了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还特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清同治八年（1869年）止共遣官生24次，81人。其中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到清同治八年（1869年），派遣的官生多为久米村人的闽人后裔。其中有闽南泉州蔡姓后裔及漳州阮姓后裔。如明成化十年来华的蔡宾等，明正德五年来华的蔡进，嘉靖五年的蔡浩、蔡廷美，嘉靖二十九年的蔡朝用，嘉靖四十四年的蔡燫，万历八年的蔡生常，清康熙二十七年的蔡文溥、阮维新、雍正二年的蔡宏训，乾隆二十五年的蔡世昌，道光二十一年的阮宣诏等。这些官生毕业归国后都受到重用。如蔡文溥官至紫金大夫，蔡宾官至长史，并与阮维新等都充当过贡使，数次来华，竭力维系中琉的封贡关系。同时这些官生也把华夏文化，连同闽南文化传播到了琉球，对琉球的文学、医学、工艺、社会风俗等都产生重要影响，为促进中琉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二、海上救助 我国东南沿海和琉球群岛这一带，每年冬季，受来自大陆的西伯利亚太平洋热带暖流影响，盛行东南季风。5月到10月又受西北太平洋热带洋面形成的台风的影响，所以这一带气候较为复杂，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特别是台风天气，太平洋及我国东南海域，惊涛骇浪，暴风骤雨，给行船造成巨大困难，是海难多发地区。
明清两朝都很重视飘风难船的安置、护送工作。开始时并没有明确可循的救护政策，一船只遵前例，直至清乾隆二年（1737年）根据中国沿海经常有琉球等国飘风难民的情况发谕旨：“沿海地方常有外国船只遭风飘至境内者，朕胞与为怀，内外并无歧视，外邦人民既到华，岂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如有被风飘泊之人船。着该督抚率有司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钦此，钦遵。”⒅从此以后，各地方官以此为准则处理难民事务。
闽南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经常有琉球难船在此飘着。如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琉球八重山19人远米从八重山到那霸纳贡途中遇风飘着到厦门铜山：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也是八重山36人从那霸大八重山返回途中经风暴，在厦门头吊礁飘着，还有乾隆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与那国32人，从那霸返回八重山途中遇难，被风吹到漳州电白。⒆每当难船到闽南沿海后，闽南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规定“虑饥给养，念寒援衣”，使他们“无忧冻馁，究原到国”⒇，每人每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起程回国时又另给一个月口粮，发给机蓝布四匹，棉花四斤，茶叶、灰面、烟各一斤，必要时还于留馆按贡水梢内拨派熟识海道的二人帮助驾船回琉球，有的搭使船回国，有的搭贡船回国。闽南地方政府对琉球难民的悉心照顾得到琉球政府的深切感激，琉球国王还经常派谢恩船来华，专门表示感谢。同样，闽南船只也经常遭遇到恶劣气候飘流到琉球，琉球政府和人民也给予热情的帮助。康熙二十三年，太仓、泉州等处商民先后共10船，飘至琉球，琉球国王遣都通事阮超群（漳州阮氏后裔）送船身坚固的林仁兴等六船商人130名，送回福建，阮超群因护送难船有功，受乾隆赏赐，“蟒缎二匹，闪缎二匹，锦二匹，彩缎四匹，素缎四匹”（21）。又有乾隆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泉州府同安县王同兴等21人，因贩运货物到山东收买柿饼、核桃等回闽时在洋遭飓风，蓬桅俱坏，飘至琉球麻姑山地方，船被打坏，经当地地方官捞救，送往中山泊封，“照例发馆安插，仍委官按日给予饩养赡，且赐衣服等件”，顺搭贡船回国。（2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琉球对闽南难船极为重视，中国政府也对他们的友好行为给予表彰、嘉奖。在这相互救助的历史上，“包恩”号事件又特别值得关注。
1852年3月，美国“罗伯特·包恩”号载满了诱骗来的410名华工从厦门港出发驶往美国旧金山。这批华工大部分来自闽南泉州的同安、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漳州的龙溪、南靖，还有厦门等地。他们被迫签下了卖身契，如不接受即遭鞭责。当船驶近琉球岛附近时，船长又把华工都拉到了舱面，强行“剪去发辫，并用冷水和大扫帚冲刷华工身体，其中有好几十人卧病不起，这时美国人不是把他们打死，就是将他们弃落海中”，（23）这使得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在28岁的厦门人陈得利的带领下，大家和美国殖民者进行了艰苦的搏斗，终于控制了“包恩”号，把船驶进了琉球，在八重山大石垣岛崎歧洋面时，触礁停靠。
华工上岸后受到琉球人民的热情接待。据罗伯特·布莱姆顿等8名“包恩”号的水手证词：“我们看到岛上土著是一个善良的民族，当苦力在为自己盖房栖身的时候，土著们把房屋让给苦力住”，（24）还“每日给予饭食”（25），帮助华工解决实际困难。琉球政府在“设馆安顿，收养抚恤”之余，又积极筹备船只，准备送华工回国。
美国政府知道此事后与英国侵略者相勾结，派舰队到八重山石垣岛开炮轰击华工驻地，并上岸捕杀手无寸铁的华工。在美国萨拉托加号舰长瓦克尔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奥利克的信函中叙述到仅“英舰莲花号接收了23名苦力犯人，其中有些是儿童，另一些患病，有二三人奄奄待毙，在36小时内，有2名苦力死亡。”（26）侵略军载着他们的战果离开了石垣岛。华工们仍回到原地，琉球政府对他们极为同情，“该国王世子以英夷凶暴非常，若遽行护送，诚恐夷船复来追捕无踪，滋生事端，当于上年贡船来闽移清查办”。（27）在等待清朝谕旨期间，琉球国王派官员前往石垣岛慰问华工，帮华工修理房屋，安排伙食，并“十分尊重闽南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每逢节日，即给加餐宴席，以慰远人”。（28）又从首里派医生为华工看病送药，如“泉州府南安县难人林才，身染热病，坐卧不安，又同府安溪县林约，脚腿染成疯肿之疾，寸步难行，又于同府同安县苏辇，眼目症似瞽目之形；又南安县林低小便坠精之症，脚手酸软。此四人之病症十分辛苦，蒙人琉球国医官驾到南人敞居看脉治药，全然应效，所次给药，立即痊愈”。（29）虽如此，但华工的身心已受到殖民者的严重摧残，连美国官员伯驾也承认“布莱生船长（包恩号船长）苛待苦力”（30），以至于一次瘟疫竟有92名华工染疾身亡。琉球人民深深地同情这些苦难华工，为病卒者殓棺、安葬。现今，在八重山石垣岛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死难华工的墓碑。冲绳县政府还在富崎盖了一座唐人墓陵园，以此纪念1852年牺牲的华工，这是闽南与琉球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幸存的175名华工在琉球政府的帮助下，由“该国王世子特备咨文护照”（31）派船护送回国，途中又遭海盗，最后仅余125人。上岸后，殖民者千方百计要对华工“严惩”，但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这批华工被宣布无罪释放，华工起义终于得到彻底胜利。没有琉球人民的热情帮助，他们早已冻死孤岛，葬身鱼腹；没有琉球政府的妥善安置，他们早已惨遭捕杀，无缘回国。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与琉球政府和人民对这些华工的支持分不开的。 三、闽南与琉球的海上航道及两地间的贸易往来 闽南与琉球一衣带水，在明前就有了密切的交往。据考古资料，在石垣岛出土的白瓷碗，其年代属13世纪到14世纪中叶（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其窑口当在闽南。（32）可见，两者交往之早。到明洪武年间，中国与琉球正式建立封贡关系，明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琉朝贡贸易，在晋江口岸设立来远驿，专门接待琉球贡使。两地交往更为频繁，形成了正式的海上航路。
闽南通琉球的航路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古代航海人员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在民间早已有私通琉球，在宋、元时期，泉州是闻名于世的巨港，从这里出发的船只来往于世界各地，包括邻近的日本、高丽，以海为主的闽南人早已开辟了通琉球的民间航道。此航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漳州港出发。“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33）据《顺风相送·福建往琉球》“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明人慎懋赏的《四夷广记》卷279中载有《漳州往琉球并日本针位》“太武山开洋，用单艮针七更船取乌坵山，用艮寅针更船取牛屿，用艮寅针五更船取东涌山，用单辰针西南风乙辰针东南风用辰巽针八九更船取小琉球”。《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漳浦县中又有“太武山在县东北百里，一书大母山。……有延寿塔，高数仞。海中归舶，望以为标。”所以太武山即今南太武山，在龙海县东南海边。又据《筹海图编》卷一福建图二所示“浯屿”即今“金门岛”在厦门东面海中。而“乌坵”，图中湄洲宫东有“大乌坵山”，就是今天的乌坵屿。
第二条航路是从泉州港出发，从晋江入海，向东航行，过湄洲岛，与从漳州港出发的航道在乌坵上会合。两条航路会合后继续向东航行。经“东墙”，据《郑和航海图》草屿之北有东墙，即今平潭县北之东痒岛。“小琉球头”即今台湾最北端之“富贵角”。而后“小琉球套北过船见鸡笼屿及梅花瓶，彭家山”（34），“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用卯针取赤坎屿……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35）即两条航路在东墙会合后向东，途经富贵角、鸡笼山、花瓶屿、彭佳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麻山、马齿山至琉球那霸港。通过这两条航线，闽南与琉球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闽南三地是著名的三角洲平原，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凡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泉漳之糖……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36）不仅如此，闽南还拥有众多优良港湾，泉州港，漳州月港，厦门港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而琉球凡“东瀛之岛，暹罗，苏门答腊，满刺加，高勾丽，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国，凡十数而琉球最贫。”（37）因此，中国是她生存和发展的依靠。闽南是她登岸后的第一站，理所当然成为与之商贸往来的主要对象之一。
琉球与闽南地贸易形式有两种。一是官方贸易，这主要体现在朝贡活动中。琉球通过朝贡不仅获得大量赏赐，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展中转贸易，从中国购进大量商品贩运到东南亚各国，再从东南亚地区购买中国所缺之物，贩回中国，从中牟利。《明史·外国·琉球》即指出：其国“假进贡之名，以规市贩之利。”为了牟取更多的利益，琉球国王积极遣使入贡。据记载，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的458年间，琉球遣使入华469次，又据《明实录》记载，从洪武五年（1372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迁往福州之前的100年来，琉球遣使者入明朝贡就达到了248次，相当于500年来朝贡次数的一半多。如此频繁的朝贡贸易极大促进了琉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闽南成为琉球的重要商贸伙伴。即使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由于闽南的丰富物产和“乐于商贩，趋货什一之利，蹈不测之渊，回易于蛮夷之境”（38）的闽南商人遍布各地，在与琉球的交易中，闽南仍处于重要地位。就琉球所购物品来说，有众多产生于闽南，如“棉纱”《闽产录异》云“福州织者亦美结，出泉州者工精”（39），“织绒”明代漳州所产的天鹅绒畅销海内外。（40）还有永春夏布，德化瓷器，惠安苎麻……并且闽南多山，也是药材的产地，琉球所购药材也部分来自闽南。
琉球与闽南贸易的另一渠道就是民间走私贸易。明朝从巩固自身统治出发“以海道可通外邦”（41）为虑，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禁草双桅大船”。（42）清初也实行严厉的海禁，“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出洋经商或移往外洋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43）。严厉的官方律令禁不住民间的走私贸易。在利益的驱使下，闽南沿海的人民纷纷冒险出洋，这一活动使得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走私港口。厦门港同样由于“禁海”，商人们“厚贿守口官兵，诸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44），也成为一主要走私口岸。民间走私贸易盛极一时，“其中经琉球往日本的航路上，舶船络绎，航海人员多为漳人”（45）。嘉靖时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也评价到：“滨海上下，外遇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贡，不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兴，则漳浦，龙溪之居民多”（46）。屠中聿也说：“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寇，实多编户之齐民也。”（47）当时走私贸易不仅人数多，而且规模巨大。如嘉靖二十一年，漳州人陈贵等率由26艘船组成的船队到琉球贸易。（48）不管船只大小，单单“26艘船”就足以说明走私的规模。
伴随着这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船队，琉球的经济充满了新的活力。闽南对琉球的影响是巨大的，没有闽南商品与商队源源不断地输入，琉球经济不可能迅速地发展，成为“万国津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