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重走西口路之二十乌兰巴托日记3

中餐馆的大烩菜

在乌兰巴托寻访与“走西口”相关的山西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个曾经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度，经过岁月的消磨，一些遗迹、一些人已经隐匿在逝去的时间片段中，需要慢慢追溯，需要静心剥离，而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行程，却极其短暂。

但我们今天是幸运的，因为遇到了宝音乌里吉，一个76岁的蒙古国老人。

寻访相关的山西人

宝音乌里吉的根在中国，15岁时，他随父亲从内蒙古来到乌兰巴托定居，学医并加入蒙古国国籍。他的夫人苏日格也是内蒙古人，原在国内学中医，1961年来到乌兰巴托。除行医外，现在他们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经营着一家中文名字叫“理想”的宾馆。当我们听道尔吉的朋友说宝音乌里吉早年间与一些山西人有过来往时，今天一大早就从原先住的地方搬了过来。

“当年走西口过来的山西人在乌兰巴托的已经很少了，不是过世就是回国了。”即便如此，宝音乌里吉还是很痛快地答应帮助打听。10：20，我们终于等到他的电话：联系到一位与山西人相关的老太太，当即就去拜访。

坐上宝音乌里吉的车，出乌兰巴托城区一路向西北。10分钟后，高楼已甩在身后，路两侧出现了低缓的群山，山尖和背阴处尚有未融化的积雪。几经周折，七拐八拐，已到北侧山顶附近，宝音乌里吉说：“到了”。

院子不小，但住人的屋子就两间，外墙抹着泥。在一只藏獒的狂吠声中，一个颧骨酡红的中年男子迎出来。一进屋子，他先给每个人倒了一碗奶茶。宝音乌里吉介绍，他叫刚巴图，今年50岁，是今天寻访的老太太的第六个儿子。一问，他母亲到当地民政部门领养老金去了，走了已有半小时。

刚巴图祖籍山西定襄，其父刘尚书，正是从山西走西口来到库伦的，可惜已在2002年去世，享年77岁。刚巴图听不懂汉语，宝音乌里吉和道尔吉便成了翻译。“我去过山西，1989年和父亲回过定襄老家，老家还有个姑姑”，听说我们是从太原来的，他眼睛一亮：“太原很漂亮啊，印象很好，可惜住了一天就回定襄了。”

说起在早年间来此地的山西人，刚巴图不甚了解，只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人回国了。“现在，乌兰巴托可能只有我母亲最了解以前中国人的事了”。

蒙族老人一口山西话

在漫谈和等待中，12：35，刚巴图80岁的老母亲终于回来了。

这是一位穿紫色蒙古袍、神态慈祥精神矍铄的老人，一口山西味儿的普通话，让我们倍感亲切。她不断招呼我们喝茶。当我们问她如何称呼时，她笑呵呵地说：“人们都叫我九月仙，本名早没人叫了”。

“老汉原先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当伙计卖绸子。后来来这里，回不去啦，就给人下苦盖房，是个受苦人。”从老人口中得知，她的丈夫刘尚书原在归化城著名的商号大盛魁里当学徒卖绸缎，1945年，二十岁的他随驼队到了库伦。她当时在库伦的“中国工人俱乐部”一个职业剧团唱山西梆子。后来两人认识，就在当地成了家。他们生了5男5女，还抱养了一个，一共11个孩子。“三个姑娘现在都在韩国工作呢，我每年要去一趟，今年又快去了。”

九月仙的父辈和自己的家庭，都是颇为奇特的组合：父亲是个汉族石匠，从河北阳原县来，母亲却是当地蒙族人；她自己土生土长在乌兰巴托，蒙族，又嫁给汉人刘尚书；她的兄妹们都会说汉语，她生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会说汉语的。

曾经回过山西定襄

对丈夫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故乡，老人并不陌生。老两口1984年回过山西定襄老家，“年轻时他老跟我讲，老家多好多好。可当时回不去啊，国家不允许。那年是我第一次去他定襄的家，在乡下一个村子里，全村人都出来看”，老人满怀留恋，“老汉高兴啊，说多少年了终于回老家了，死也歇心啦。后来他和儿子又回去过一次。”

此时，一个老太太过来串门，九月仙介绍，“她过去和我一起在俱乐部唱山西梆子，现在是邻居。”老太太叫仓巴，河北饶阳人，今年72岁，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九月仙在里屋搜寻半天，拿出两张发黄的黑白剧照，“我14岁起就唱青衣啦。这个是‘大登殿’，我演王宝钏；另一个唱得啥，记不得啦。”在“记不得”的照片上，九月仙扮相俊美，正将一个婴儿递给一个穿蟒袍的官员。

13：50，我们告辞。送我们到大门口时，遥望山下烟气氤氲的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