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外滩，生生不息

作者：陈丹燕
来源：《读者》2007.13收集角度大致相近的外滩图片，将它们按照年代一一排列，是件有趣的事。这时，外滩就像一个人的一生那样，在我面前一一展开。

“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传奇
那是1840年被迫开埠前夕，上海一派宁静的处女港湾。在清静本分的水墨画上，能看到城墙上、望江亭里，有人凭窗而坐。桌前长面的江南男子，也许在饮酒赋诗，也许在凭楼远望。黄浦江水鳞波潋滟，扑打着刷了桐油的沙船，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沙船的末日，要等开埠以后欧洲快船到来以后。那是一个佚名的江南画师无意中为“处女”的上海留下的影像。此刻看去，令人想起出嫁前的女孩，去照相馆为自己留下的纪念照。出嫁以后，人还是同样的那一个，但神情毕竟是不同了。何况这个上海，面临的是一场将要众叛亲离、脱胎换骨的“婚姻”。从此一去，再没有归途。

那是1860年的外滩，已经从一片泥滩成为一字排开的东印度公司式的三层楼房的堤岸。最初来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们记录了在木制房子宽大的弮廊里，下午喝茶、会友，看江面欧洲快船缓缓进港的情形。那时外滩的树都还很瘦小，欧洲带来的马车是最体面的交通工具，洋行的码头就造在房子前面的滩地上，毫无景观可言。那样的情形让当时工部局的总董金能亨大为恼火，他极力限制和清除外滩堤岸上各洋行的码头和货栈，将外滩从利物浦般“贪婪”“粗鄙”的堤岸景色中拯救出来，使它最终成为一处可以让外滩居民呼吸新鲜空气、散步和社交的场所。他为外滩的一草一木与洋行大班的一砖一石进行的战斗，始终统一在外滩自相矛盾的气质里。

那是1880年以后的外滩，靠鸦片和地皮终于暴富的各家洋行一遍又一遍在外滩翻新自家的办公楼。他们在内心深处汹涌的那种对暴富无法默默承受，不得不惊叫和炫耀的惊喜，使外滩成为远东最大的建筑秀场。从砖木结构的房子，到钢铁结构的房子；从东印度公司式样的殖民地式样，到欧洲最时髦的芝加哥风格的摩天楼，暴发户对建筑的渴望是不可遏制的。跟随东印度公司发迹的渣打银行，从意大利教堂买来了整扇铜大门，作为自己的大门。海关大楼的英国大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钟，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伦敦大本钟的曲调。汇丰银行从世界各国采买最时髦和昂贵的建筑材料，将自己的新楼建造成“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一线最讲究的建筑”。而沙逊大厦则一开始就抱着成为亚洲最豪华建筑的雄心，它的契丹风格、拉力克玻璃的身价、芝加哥镀金时代的混杂口味，给外滩带来几代暴发以后，粗俗放纵与颓废挑剔并举的奇妙的狂欢风格。这几十年来的照片，我们只看到那里的楼房，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转眼便长高了，马车转眼换成了美国的雪佛兰，黄包车如搬家的蚂蚁一样连成一线。

外滩终于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它正一心一意追求着现代性，它与之比较的对象，从来不是中国各省或亚洲各国，而是世界。世界主义是它对自己身份的安顿，也是自豪。庆祝租界五十周年时，外滩更是拉出大标语，上面写着：“这世界有谁不知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外滩，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的心脏，它的传奇四处传扬。

对新到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比传说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站在黄浦江边上，那是长江的支流。邮轮就停靠在外滩，那是上海最重要的大街，也是城市的中心。当你来到岸上，上海混杂了豪华和大蒜的独特气味就一举将你淹没，一打不同的语言同时攻击你的耳朵，乞儿吊在你的衣服上不肯离去，美国产的汽车正对着你的黄包车夫狂按喇叭，有轨电车摇晃着经过街道。在你头上，外滩的外国建筑物直冲云天；在你脚边，中国乞丐们用手指戳弄着他们自己身上的痛处，力争让行人因为不忍或者恶心而施舍。人行道上，中国式的银手推车箭一般地戳向正从俱乐部大门里步出的着正装的英国人。在路上，一个包了红头巾的锡克巡捕对两个中国女孩狂吹哨子。就是被蒙着眼睛，你也能感觉到上海那彻底的、几乎歇斯底里的能量。

你还能买到从各个国家来的奢侈品。从日式婚礼和服，到由中国小男孩手工缝制的镶边丝绸内衣一应俱全。

这是英国作家哈瑞特·萨金特在《上海》一书中对当时外滩的描写。她如我一样，也是没有见识过外滩的年青一代，靠四处的访问，查考保存在英国、美国以及上海的档案和一厘米一厘米地考证照片，来还原大战前后上海的疯狂。当我一字一句地翻译她书中这两个段落时，我曾翻检过的照片、旧报纸、多年没有人碰触的纸张变脆的档案一一浮现眼前。我有时能判断出她的意象出自哪里，又有哪些是结合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那是经历了海事时代的想象，不管我们属于那个时代两个正好对应的民族——心路竟是相似的。按照卢卡斯的说法，这是将“认真的事实与无限的幻想的混合”。

外滩渐旧，魅力依然不可估量
1958年的外滩，过于清洁的街道，穿深色衣裤举止拘谨的行人和突然变得半空的停车场，以及出现在汇丰银行对面的伏尔加牌苏制小汽车，还有组成了“令人不能忘记的天际线”的楼群，从无数紧闭的窗户里传达出来的敛声静气，以及莫名的威严、恼怒与茫然。不要忽略从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法国人镜头里流泻出来的那个年代外滩的茫然，那是英租界的外滩成为上海人的外滩后，欢笑、国旗和阳光都无法掩饰的真情。从1880年开始，上海人从一个十五英亩（约六万多平方米——编者注）的小公园开始，为自己在外滩享受公民的权利争取了大半个世纪，这是第一次，它终于属于了中国人。

从1949年到1958年，外滩的洋行全部撤出了原先的大楼，上海市政府和各大局接管了那些大楼。外滩成为上海政府主要办公地点，怡和洋行成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招商局成为上海海运局，渣打银行成为中波海运公司，但海关还在原来的大楼里，而且，从赫德时代制定的各项基本规章仍旧沿用下来，并且成为全国各海关的统一规章。而英国领事馆里的一部分甚至成了市政府机关的托儿所，另一部分则成为上海友谊商店，这是当时的上海与外部世界有所联系的窗口：只有外宾和陪伴外宾的中国人才能进入那里购物。走过红色的“WELCOME”地坪的中国人，实在有着不寻常的感受：那是种被极力隐藏的高人一等的感觉。距离这里有两个街口之遥的华懋饭店与汇中饭店合并，成为和平饭店。它们仍旧是上海最高级别的饭店，此刻入住的是来自华约组织的新中国的贵宾们。不过，掌管大堂电梯的工人还是沙逊大厦时代的老人，他仍旧每天用发蜡将一头茂密的短发整理得油光可鉴，让人站在他身旁也不得不检点自己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