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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受降日记》摘要[转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军队首次跨出国界，在越南首都河内接受了日本占领军的投降。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代表中华民国财政部前往参加受降仪式和处理越南财政交接事宜的朱偰先生，将亲身经历逐日记录下来，写成了《越南受降日记》。
朱偰（1903-），浙江海盐人，是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之子，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学经济，回国后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授。他家学渊源，文史造诣深湛，很早就以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大家著称于世，以至于财政专家的名声倒不大彰显。实际上，在越南受降期间，朱偰兼任越南（北部）银行监督，由他主持的接收日资银行、印发纸币、调处中、法、越、日等各方金融界复杂的关系等事务看来，这个书生还是一位有识有为的财经干才。
根据《开罗宣言》的规定，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北部及老挝90以上地区的日军，由中国军队总司令官受降，17度线以南部分由英国军队受降。英法在幕后达成了默契，二战之前越南的宗主国法国军队随英军进入了越南南方，觊觎着重新恢复战前的地位。而在越南北方，则成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盟党政府（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不被外国承认）。刚从三年多日本占领解放出来的越南人民，绝大多数希望实现民族的独立，强烈反对法国势力卷土重来。在中国军队开进越南北部之前，日皇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侵越日军的武装仍未解除，日资银行仍然主导着越南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正式受降之前，越南复杂、脆弱、易变的局势。
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建议中国方面派出军队前往越北接受日本投降，是给中国一个显示她进入世界四强之列的大好机会，同时也借此对战前法国殖民势力稍加制衡。就中国来说，走出国门显示国威，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得到洗雪，国家荣誉达到一百年来的顶点。但中国统帅蒋介石在受降问题上还另有机谋。
抗战开始以来，中央军先后瓦解了东北军、西北军、四川军阀等势力，并吸纳了桂、晋两支实力雄厚的地方军，唯独经过八年抗战中血与火洗礼的滇军还未被统一。龙云依仗云南天高皇帝远，拥兵自重，蒋介石拿他一时毫无办法。但抗战胜利使得蒋委员长找到了机会，他命令滇军主力入越，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这个命令，既考虑了地理因素，又给了滇军扬威的面子，同时许诺将越南17度线以北交由云南省政府管理。即使在满腹狐疑的龙云和卢汉看来，于情于理都无法抗拒。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利益。龙云在众幕僚的纷纷反对声中，毅然决定滇军的3个军和临时扩编的1个军(大儿子龙绳武任军长)为第1集团军，加上关麟征等部的第9集团军、扩编为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由云南的“二大王”卢汉任总司令，全部入越受降。国民政府从外交、军事、财政、经济、交通、粮食6个部各派代表一名，组成顾问团随军入越。但这样一来，昆明的滇军几乎被抽空，防务只有龙云之子龙绳祖的一个师及宪兵团和警卫大队，远逊于中央军的兵力，蒋介石要想控制云南，可以说易如反掌。嗣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蒋当初的布置取得了完全成功。
当然，这些最高机密，任财政部简任秘书的朱偰在受命之时并不知情。
熟知历史的都清楚，两千多年中，越南多次属于中国版图，“秦之象郡，汉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晋之交州，唐之安南都护府，明之交趾省，文化种族，皆为中国系统。”朱偰认为，“傥能乘此时机，布以教化，律之慕义来归，诚为千秋之伟业；即令越人不直接归属我国，而因我国之扶助，得以逐渐独立自治，则存亡继绝，亦属我国固有之美德。”浸润了中华传统文明的朱偰，并不隐瞒其内心对收回越南、建立大中华文明圈“千秋伟业”的向往，但是，国际关系的现实和自由平等思想的约束，使得他也乐见越南在中国的帮助下，摆脱大国的控制，获得完全独立。临行前，有人劝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危乱之邦，君将焉往？朱偰答道：班超以三十六人横行西域，是岂惧危避乱者哉？欣然受命。
在重庆，他出席了行政院越南顾问团会议，会上按照中央的方针，决定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的十四条原则。这些原则，中心意思是：封闭日本在越所设金融机构等；请法国参加越南受降仪式，受降后的行政管理、财政金融等事务先与法方洽商；在法越（指越盟政府）之间严守中立立场、不加干涉。朱偰对此十四条原则深感失望，认为它“过于消极，一切出发点，皆以将越南交还法国为前提”，甚至“雅不欲往。惟既以奉命于前，自不能卸责于后”，仍然随团从重庆登机，经昆明飞河内。
朱偰有此一行，便幸运地成为一个重大历史瞬间的见证人。考虑到世事沧桑，这段历史几乎被湮灭，这里有必要摘录《越南受降日记》中对受降典礼的记述：
“九月二十八日，拂晓即起，凭窗而望，即有中国军队千余人，结队而过，青天白日国旗，迎旭光而招展。本日环绕河内各进出街道，以及城内个重要交通孔道，皆已由我军布置岗位。气象颇为森严。
九时三十分，驱车赴总督府，府前广场上，矗大国旗，四角有线斜向地面，缀以万国国旗。总督府正面楼上，党国旗交挂，两旁则每一列柱上，遍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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