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仁川日记1976年山西昔阳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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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日记】1976年 太原.榆次

1976.2--3月日记/陈仁川

1976.2.19 （星期四）太原

晚点4小时于10：30抵晋城，寒意袭来。

坐三轮车到太原旅社，大楼住房全是10人间。室内无人打扫，没有热水，冷水亦不时中断，厕所脏得无从下脚。服务员对人不理睬，任你责骂都无动于衷。最怪的是值班室大白天或坐或躺一群女服务员，没有一丝生气。但高音喇叭却不分时间地放歌曲和通知“提高警惕”之类。

太原市容混乱，许多地方红绿灯形同摆设。听说这里每月每人供应杂粮占65，因为各个饭店有白面馒头外卖，门外无不是畸形的长队，过往自行车几乎都挂一兜馒头，让人感到整个城市只为馒头奔波。

五一广场观礼台下有两份大字报，观者如堵。一是山西医学院评《山西日报》的一篇报道；另一是张铁生在太原的讲话，口气大得很，老干部要“大换班”，“可以回家抱孩子”，“朝阳农大就是大换班才有大变化”。不知人们怎么看，反正只是你推我搡伸长了脖子。

晚上，好不容易找到石丁老师（注：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1965年西庄社教在一个工作队），这是1965年毕业后第一次见面，还是“石胡子”，不过鬓发更白，其实不过60岁，显得十分苍老。我说去昔阳，他讲现在全国人涌到那里，恐怕难接待。建议先到晋中地区榆次，找他的学生或者有办法。让我明天取信带上。

街上有条标语：揪出把敬献周总理的花圈移赠私人的反革命分子！了解得知，一个铁工厂头头，公然将群众献给总理的花圈给了一名家属的死者，引起公愤。这样的领导太无耻、太无情！

1976.2.20（夜微雪） 太原

被震耳欲聋的广播吵醒，读毛主席语录，放革命歌曲，最后要求革命旅客起床，当时才清晨5点，天还没亮，这里的事真不可理解。

上午，到省委大院找省文化局。晋剧院在那里贴了不少标语，“回击刘江、燕云在文艺界大刮右倾风”（二人系文化局长）之类。艺术处给昔阳县文化局开了介绍信，说：“这不一定有用。”

中午，到石丁家，他给昔阳文化局长翟和贵、晋中地区文工团陈功、李剑各写一封信让我带上。聊天时才知道石丁老师再未去过西庄。

晚，电影《沙漠的春天》，又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难道没有明目张胆地破坏，农村就不能学大寨？

1976.2.21 太原

乘8路车去晋祠，离城22公里。飞雪银装，行人稀少。

有匾曰：悬山响玉，昼夜不舍——天下第一泉。晋祠依晋水源头而建，晋水终年17度，据说喝这里的水，可洗涤人之心尘，置身与大自然一体的环境，忘记世上还有大辩论的存在。

出门以来，看到人们忙忙碌碌，似乎对大事不关心，自己印象最深的也莫过于衣食住行。在一个小面馆，一人说：“如今能吃上这（一碗面）就不错了。”可是，人心深处真地不想什么吗？令人深思。现在，动辄说“走资派”，生活中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1976.2.22（晴）榆次

也怪，匆匆相识的同室旅客，分手还有些留恋。听说要走，都说：“你别走，我们还等你说事哩。”其中一个是工学院60级毕业的军工厂技术员，一起看了《沙漠的春天》。他说：“现在有多少人真正在工作？好多厂子不上班，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一位来自鞍钢的业务员说：“钢产量到今天才多少？又说老邓不行了，老干部倒了一大批。”“不抓生产说你软；抓了叫唯生产。”我有意识地问：“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领导不干社会主义，利用法权干私事、捞油水。”“走后门成风，什么事最后都是老百姓吃亏。”“高工资买低价；低工资反而吃高价。”“群众怎么有积极性？上面到底在搞啥？！”

广场乘车，0.70元四五十分钟就到了晋中地区所在地——榆次市。照例绕城走了一圈。所有食堂一张脸：水饺、桃花面（3两、0.28元），面上浇肉丸子、有一片大肥肉。

住晋中旅店，有五层楼。地区恰在这里文艺调演，打听得知陈功和李剑都不在，也不知去向，只好作罢。

旅店散客一日三餐总是一个熬白菜（0.10）、4两还要有1两玉米窝头。只剩与同室聊天以求收获。老潘，五十多岁，刚从北京来，在电视台工作，另一人在朱老总住过的长治、一个乡供销社。老潘说关于邓，中央发文件给老干部“打招呼”、要他们“转弯子”，清华大学已经搜集了邓的许多言论。这次运动开始限制在教育部门，组织到清华看大字报，现在扩大到机关、工厂。讲到周总理，灵车去八宝山，被成千上万的送行群众挡了两次。火葬场头头三次上书拒绝火化。我们自然说到社会具体问题，不免担忧起来，如物质供应紧缺、少儿抽烟、社会治安不好、青少年犯罪、走后门等等。

晚，看昔阳业余文艺队示范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