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09期:呼伦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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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09期：呼伦贝尔——牧歌绝唱

[卷首语]游牧的起源

作者：单之蔷

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很是独特。

我感兴趣的是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西侧森林的交界地带，尤其是两者相交形成的那条线——林线，这条线既是草原的界限，也是森林的界限。这条线的形成与温度和降水的梯度变化相关，也勾画出了今天的农牧交错带。现在我把这条线作为林草交错地带的一个象征和代表。我在想：当远古的人类遇到这条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也就是当文明与这条线相遇，会发生什么？

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在这条线附近，我们还能看到工业社会前人类的三大生活方式：游牧、农耕和采集渔猎。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还生存着鄂伦春、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在他们中还能见到渔猎和采集的生活。

渔猎采集、游牧和农耕，这三者发生的先后顺序是什么？它们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吗？

渔猎和采集，肯定是人类最早所经历的，这没有争议。但是农耕和游牧谁先谁后？游牧民族是怎样起源的？就大有争论了。

有人认为游牧是从采集和渔猎中很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在狩猎和采集中，碰到受伤和幼小的野兽，人们就会饲养并驯化它们，等到学会了驯化食草的反刍动物——牛和羊的时候，游牧就诞生了。但为什么不是先发现植物的种子落到地上能生出更多的种子，进而学会了种植和收获？这样一来就是农耕先发生了。至此这个问题演化成了一个驯化的问题，人类最先驯化的是动物还是植物？

由此又引出了另一种观点：游牧和农耕是不是各自独立发生、平行发展的？

多数的专家认为游牧是从农业中分化出去的。分化出去的原因有多种观点，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说，认为当气候进入寒冷干旱的周期时，有些耕地变成了草原，迫使一部分农民转向了放牧；还有人认为灌溉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进入了草原地区，在这里部分农耕的人学会了游牧。还有人认为是贸易和分工的发展催生出了游牧业……

我总觉得这些观点中缺少一种东西，仔细想来是缺少空间的观念。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及，就是游牧与农耕的分离最有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站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我得到了启示。

我想农耕与游牧的分化，一定是发生在农牧交错带（那时还不能称之为农牧交错带，可以将其与森林草原交错带等同看待）。我们知道我国的降水从东向西逐渐减少，大兴安岭西侧的森林边缘，基本上与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低于400毫米的降水，已经不能长树林和庄稼，只能长草。可以想象，从事农耕的人在这里终止了农业的步伐。但是不能想象他们会终止对草原的好奇和探索，想想看，草原上奔跑着成群的黄羊，一队队野马在游荡……对他们有着怎样的诱惑。

可以想象他们一定会走出农耕和森林的区域，走向草原去狩猎，在狩猎的中，他们获得并驯化了羊和牛。这时他们离游牧只有一步之遥了。

真正成为游牧民族，光有牛羊还不行，还要驯化出马和狗。只有骑上马，才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才能有更好的视野去瞭望；狗的作用丝毫也不能低估，没有狗的警戒和报警，牧人就只能自己去充当狗的角色。只有牛、羊、马、狗这样一个被驯化了的动物的组合出现了，游牧才真正出现在草原上了。

但是农牧交错带对游牧和农业的分离，并不是单向地由农业向草原渗透和发展的。因为这样构想暗含了一个前提：农业是先产生的；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先有游牧，后有农耕。来自草原的牧民发现了驯化植物的乐趣，这有什么不可能呢？

生物学中有一种说法，林线附近，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农牧交错带可以说就是人类生活环境中的“林线”，气候的变化，同样会使农牧交错带这条“林线”有进有退，气候变得干冷时，它后退，反之，它前进；在它的刺激下，农田变草原，草原变农田，新的生活方式就出现了。

正是在农牧交错带，在林线附近，我获得了启示和灵感。我不相信游牧起源于农业，也不相信农业起源游牧，我认为两种情况的概率相等，很可能同时期发生。

在农牧交错带的另一端——横断山区，我见到了半农半牧这种生活方式。

在梅里雪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去访问一个兄弟两人共有一个妻子的家庭，这种“一妻多夫”的家庭在这一带很普遍，而且与游牧和农耕有很大的关系。当我们到达时，只有哥哥在家，弟弟几天前就到山顶的牧场放牧去了。我问哥哥一句话：“为什么你们弟兄俩人不分家，各娶一个妻子？”哥哥的回答至今我还记得，他说：“两个人分家，种地的有了，放牧的没有，放牧的有了，种地的没有。”

横断山区，地处亚热带，大山纵列，大河奔流。这里的许多地方都是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河谷地带，经营农业；但在山上，随着海拔的增高，温度递减，植被呈垂直分布状态，山顶出现了草地，因此经营农业的河谷人家，又往往在山顶经营着一块牧场。这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何时诞生的？无人知晓。但这里人类的古文化和史前文化遗迹非常丰富，人类学家把这里称为“民族迁徙的大走廊”。

游牧和农业的分离是不是最早在这一带发生，然后向四周传播开去？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想。但是我相信无论游牧和农耕的分化发生哪里，有一个共同点是：这些地方都会是自然区域的交界面，是自然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过渡的界限所在。当人类试图越过这个界限时，变化就发生了。

游牧的起源只是学者关心的，游牧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许多地方它们即将消失。

游牧与我们的生活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不把自然对象化，他们对自然是顺遂而不是改造。游牧与自然浑然一体。游牧民族走到哪里，哪里山清水秀，天蓝云白。历史研究证明：凡是游牧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都是生态环境最好的时期。在东晋，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黄土高原成了牧场，黄河竟然一改水灾频繁的常态，安然地流淌了许多年。

如今许多地方把辽阔的草原分隔成一块块的以家为单位的牧场，游牧正在变成圈养。

当游牧消失的时候，牧歌就消失了，人与大地浑然一体的境界就消失了，人类仅存的如诗的生活形态就消失了。

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人撰写一篇文章——《游牧民族是怎样消失的？》呢？

呼伦贝尔：牧歌绝唱

草原上的围栏

撰文/郝 冰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辽阔的草原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围栏，到今天这些围栏几乎遍布草原上的每个角落，只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这在草原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是很短的一瞬间。

和非洲草原相似，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系统也是非平衡性的。每年草的好坏，更多取决于当年的降水量。内蒙古草原的年降雨量在时空分布上非常不稳定，降雨量的变化会给当地植被带来变化，很难预测哪个地区明年的草长得好，哪个地区不好，因此牧业的流动性非常重要，只有流动才能充分地利用草场资源。牧民世代相传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这个地区生态规律的深刻理解上，对此牧民也有着自己非常贴切的文化表达。当一个孩子问他的母亲，我们为什么总是游牧和迁徙，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吗？他的母亲会告诉他，蒙古人视天为父亲，大地为母亲，水为血液，草木为神灵。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那么地母神——额图根会很疼的，只有当蒙古人游牧和迁徙时，就像地母神身上的血液一样畅流，会使她浑身舒畅。因此流动的游牧方式对于易遭破坏的高寒腐殖土的草原地带是最适应的生产方式，体现着游牧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上个世纪90年代，沙尘暴来势凶猛。当时很多人对此的解读是“沙多了，是因为草少了；草少了，就是因为羊多了”，这是生态平衡系统的典型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过度放牧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我们给出的药方是通过围封转移，以减少牲畜量。围封转移在草原上的具体表现就是由水泥桩和铁丝编织成的网围栏。但是近20年在网围栏推广的地方，出现许多事与愿违的现实。网围栏对于迁徙的野生动物构成一道人为的屏障，草原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也因此遭到破坏。放牧路径单一，牲畜来回踩踏，导致草原斑秃状沙化，有限的放牧半径内，微量元素缺乏，导致牲畜普遍出现缺素症。凡此种种，非但没有缓解草原退化的趋势，反而导致了部分地区草原退化的加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草原承包到户，围栏开始作为权属界限逐渐出现。承包责任制的社会经济学基础是60年代哈丁提出的著名“公地悲剧”，他想象出“向所有人开放的一块草场”，每个牧民都会因增加牲畜而直接获益，但却直接损害他人利益，从长远来看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土地承包责任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控制公地悲剧。然而在“公地悲剧”的假设中，人们没有社会文化规范，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如果你了解蒙古帝国辉煌的历史和游牧的传统，你就会发现蒙古族的传统价值并不契合理性经济人的自私假设，如果你曾经感受到蒙古人对草原的恋恋情怀，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草原牧人的博大胸怀。

当围栏作为产权的界限在草原上推行时，牧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社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草场的纠纷增多，互助性下降。骆驼倌儿苏伊杜拉说，他年轻时草场开阔，长得也好，最多的时候我的骆驼是700多只。而承包后，牧民把各家分的草场进行了网围栏，骆驼和马这些本来走得很远的大畜，现在一走出去，到处有网围栏。一道道网围栏好像从草原上投射到了人心里，这也是件始料未及的事。

放牧不是草原上唯一的生产活动。直到上世纪70年代，草原面临的最大冲击就是开荒种地。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中有生动的描述:“一位到内蒙古旅行的美国朋友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真像是向土地里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饥饿的历史记忆让人们走到哪里都迫切地从土地里索要粮食，并把草视为农田的天敌，去之而后快。开荒对于草原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科尔沁从草原变为沙地就是典型的一例。今天，在草原上一道道围栏和定居的房屋图景中，我们看到的仅是乡土农业社会中对家的概念和对土地的理解。

今天，开矿、建电厂、太阳能、风能、网络各种活动同时出现在草原上，农业化、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这些进程交织在一起，快速席卷着今日的草原。首先应该想想，如果有一天，草原彻底消失了，全部变成了农田、工厂或者城镇，牧人全都变成了农民、工人和市民，我们将得到什么？又将失去什么？未来的草原会是大河浩荡，还是黄沙漫漫？是故乡，还是梦乡？也许，这是对我们整整一代人智慧的挑战。草原的保护与发展没有一剂万灵药，我们需要超越网围栏所代表的简单思路，深入生态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尊重本土智慧与地方知识，从而才会在实践中寻找出改善牧民生计、守护生态平衡的切实之路。

呼伦贝尔草原：千年传唱的牧歌
李墨田

驰骋千年的征战铁骑

深情悠扬的长调牧歌

略带缓绵起伏的广阔草原

散珠般滚落草原的牛群、羊群、马群和骆驼

绸带般蜿蜒割破草地的河流、湖泡

都已化作传奇的梦境

隐约传递着关于远方、关于鹰、关于牧人、关于马的信息

呼伦贝尔草原是一个诞生传奇的地方。这里是北方游猎、游牧民族的成长摇篮，中国历史上有5个少数民族建立过统一政权，其中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就发源于呼伦贝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这里出发，最终统一了蒙古高原，并在其后50年内，和他的后继者们一起，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蒙古帝国，向世人证明了蒙古族强大的生存能力。

呼伦贝尔草原和她东部的大兴安岭森林，就是这些彪悍的民族从弱小成长壮大的家园，他们从这里冲出去，在世界舞台上打拼，累了再回到这里休养生息。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战场，那么这块草原就像永远的大后方，是前方打仗的勇士们心中温暖的故乡。

公元前209年，匈奴人统一北方草原，呼伦贝尔地区就属于三部领地之一。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呼伦贝尔”的名称就在马背上的将士们心中传颂，一直流传至今。

传奇诞生的理由

呼伦贝尔之所以有着神话般的口碑，完全得益于那片得天独厚的大草原。这片草原东与大兴安岭林地草原浑为一体，西与西南同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接壤，天然草场的面积约1.2亿亩（含林缘草地），是中国境内的草原当中面积最大的一块。

由于草原东部有大兴安岭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季风，西部又临近蒙古高原，所以呼伦贝尔草原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凉短促，春季干燥风大，秋季气温骤降霜冻早。年降水量230—350毫米，多集中在7、8、9月，春季降水仅占全年的10％左右，蒸发量为1400-1800毫米，西北风盛行。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就形成了一片以多年生禾草为主的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上生长着羊草、针茅、隐子草、牛毛草、野葱子等草类，这些禾草的叶子狭长而卷曲，枝茎上有茸毛，可以避免过度失去水分；有的草根很深，可以吸取土壤深处的水分。由于这里的草质优良，营养价值高，所以春天生的羊羔到了秋天就可以养肥养壮。因此，呼伦贝尔草原成了我国主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敕勒歌》里所歌咏的是1000多年前内蒙古西部草原的景象，但是人们说起呼伦贝尔草原时往往把它加以引用。因为，呼伦贝尔草原几乎可以印证《敕勒歌》里所描述的场景。

在呼伦湖（又名“达赉湖”）西北的高尔真山（又名“达赉诺尔山”）最高峰海拔1011米，山体多为海拔600—650米的宽平山梁，在低山、丘陵之间有宽浅的冲沟和封闭的洼地，这些冲沟和洼地为牲畜过冬提供了阻挡西北风的屏障，这些山间低地就成了理想的冬季牧场。

而在呼伦湖的其他几个方向，则是较为平缓的低丘或波状平原，海拔一般在540—630米，乌尔逊河与克鲁伦河在草原上蜿蜒流过，河谷宽展、平坦，没有明显的阶梯状河岸，低河漫滩逐渐过渡到高河漫滩，又逐渐过渡到波状平原的原面上。所以一眼望去，草原辽阔舒展。沿河、沿湖的低湿滩地上，牧草非常茂密，是最好的夏季牧场。

呼伦贝尔草原上生长的植物有1000多种，其中中草药、浆果、油料、食用植物就有500多种。呼伦贝尔的牛羊肉驰名中外，人们戏谑地称：“呼伦贝尔的牛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

春末夏初，微风吹过，牧草疯长，若赶上一场润雨，一夜之间就绿遍了原野，坦坦荡荡与蓝天媲美；花儿们也火了起来，一片片、一茬茬，赶潮的一般；而树叶只要冒芽，三两天就可挂满枝头，铺展开去，汇成大森林绿色的海洋。植物的生长期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但却在百多天的时间里，很快完成了一年的生命历程，为度过漫长的冬季积蓄了丰富的能量。秋天，它们收起全部的叶绿素，以灿烂的金色面对人类；而冬天则覆被在冰雪之下，等待春潮的到来。春天，是一个梦幻般的时节，主体草原的雪花依在飘洒，而山地林缘草原的杜鹃花却已迎风怒放，朝霞也似地铺遍岭岭坡坡。隆冬时节，百色归一。大地凡平面之处都盖满厚厚的积雪，纯净得一尘不染。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幅员辽阔，而且还是“水乡泽国”。

据统计，呼伦贝尔市境内有河流3000多条，湖泊500多处，水资源总量为286多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72亿立方米，占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总量的73、全国的1；人均占有水资源1.14万立方米，是国人的5.4倍，也高于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占有水平。约占呼伦贝尔市国土面积1/3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河川总径流量为115亿立方米，属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呼伦贝尔草原的河水大多向西流淌，代表性的河流是海拉尔河。她发源于大兴安岭中段西麓，浩浩700多公里长，流经呼伦贝尔草原，到满洲里市附近与沟通呼伦湖的木得那亚河汇合，再西行折北，流入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收纳了上千条河流向北奔腾，又与俄罗斯石勒喀河交汇成黑龙江，再向东去流入鄂霍茨克海。

有水才有生命，呼伦贝尔草原之所以能进入人类的记忆当中，与它丰美的水草资源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水，草原上就不会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人类的祖先就不会选择这里驻留，世界历史上的精彩瞬间就不会频频在这里出现，我们也就不会在心里珍藏这样一个名字呼伦贝尔！

帝王和皇后的摇篮

在草原，鹰是英雄的象征。赋予那些搏击群雄的摔跤手、夺冠绿茵的骑士和名震远近的豪杰。史家也用鹰来比喻那些走向中原或留驻于草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中有东胡、室韦、突厥、回纥、契丹、乌桓、鲜卑、女真、蒙古人，其中建北魏政权的鲜卑人、建蒙古帝国和元朝的蒙古人，都是以呼伦贝尔草原为“武士库”和“练兵场”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称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历史的遗迹和遗物，零落于荒烟衰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

苍鹰飞上蓝天，影子留在地上。

1980年7月30日，几位考古学家风尘仆仆来到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嘎仙洞，他们是根据《魏书》的记载第五次来这里，寻找北魏皇族鲜卑拓跋氏先民的故居“石室旧墟”及其石刻祝文。下午5时许，当斜射的阳光照射到一侧洞壁的时候，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站长的米文平先生从凸凹的影纹中，蓦地发现一个“天”字，接着又识辨出若干个阴刻魏碑体字，从而发现了宝贵的石刻祝文。自此，一个千古之谜被破译出来。

祝文刻在距洞口15米处的西侧石壁上。全文19行、201个字，内容与《魏书》记载完全一致。祝文原件至今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留存在嘎仙洞中。它证实，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嘎仙洞即“石室旧墟”，是鲜卑先民最初的居室，也证实，大兴安岭系史籍所称大鲜卑山，鲜卑人因山而得名。

祝文是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人祭祀祖先的功德而凿刻的。解读祝文，我们可以对鲜卑拓跋氏的成长历程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公元1世纪，活跃在现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一带深山密林中的鲜卑拓跋部，南迁“大泽”（即呼伦湖），在呼伦贝尔草原安家落户，由狩猎业转向游牧业，并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成长起来，取代了匈奴的统治。到公元4世纪又从草原出发进入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崇尚佛教，山西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他们留给后世的文化瑰宝。后来，这个显赫的民族与北方各民族融合，汇入到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之中。

呼伦湖北端的木得那亚河（又名“圈河”、“乌勒格宁河”）是呼伦湖唯一的出口。由于河床下方储煤很多，扎赉诺尔煤矿为了在木得那亚河的下游开露天矿，就在1958年把河床堵住，致使呼伦湖的水位壅高，向东漫延形成了一个面积达22万亩的新开湖。直至1971年，才挖了一条运河，使木得那亚河改道，并建闸门来控制湖水的涨落。

在治理木得那亚河期间，发现了一批古代墓葬，大约有300多座。随葬品中有具有地方特色的骨制箭头、木弓、弓囊、马具等，同时还发现了轮制的双耳陶罐和刻画有龙形纹饰的角器，这些器物标示了汉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墓葬中，还发现在几件标准的中原地区的输入品 规矩纹铜镜和织有“如意”字样的残旧丝绸等。这些葬器证明，当时鲜卑人与中原有着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

公元10—12世纪，辽代的契丹人、金代的女真人先后征战和统治呼伦贝尔，留下了数座古城和两条边壕遗址。绵延千里的边壕，伸展在辽阔的大地上，无言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13世纪对于呼伦贝尔草原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世纪。一个悄然兴起的民族，一位被外国学者称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从这里出发，征战欧亚，一统华夏，把呼伦贝尔草原推上了世界政治大舞台。

时间上溯到790多年前的1206年，宽阔的鄂嫩河源的驻冬地竖起了象征君权的九旄白纛，举行了隆重的忽里台大会，铁木真被加尊为强盛伟大的君主成吉思汗。这就是被史家称谓的大蒙古国的开国大典。成吉思汗征服蒙古草原后，打回呼伦贝尔，在海拉河、根河一带取得了几次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消灭了劲敌札木合、王罕，统一了诸部，建立了一个强盛的、极富生机的蒙古国。到1214年，成吉思汗实行“领户分封制”，把呼伦贝尔草原分封给自己的三个弟弟和外戚德薛禅家族。现今额尔古纳市黑山头古城是其大弟拙赤·哈萨尔的故城，鄂温克族自治旗辉河古城一带为其三弟帖木哥·斡赤金的封地。可见呼伦贝尔草原在成吉思汗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据《史集》记载，传说中的蒙古人远祖捏古思和乞颜最初生息在额尔古纳河流经的山林中，后来人口渐多，便烧制铁器凿开大山走向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公元8世纪，成吉思汗先祖蒙兀室韦部迁徙到今蒙古国肯特山区，到12世纪成吉思汗又回到呼伦贝尔，以这片草原为出发地，东征西讨，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这说明呼伦贝尔草原，是蒙古民族的故园，成吉思汗的肇兴之乡。据有关史书记载，成吉思汗9岁时曾随父也速该巴特尔来呼伦贝尔订亲；未婚妻即后来随他南征北战的皇后孛尔帖；而成吉思汗的母亲河额伦也是地道的呼伦贝尔人。于是人们还说，呼伦贝尔草原是一个生长帝王和皇后的摇篮。

孕育生命的风水宝地

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北部有一条蛇形的河——莫尔格勒河，老舍先生1961年来到河边，激动地称她为“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从发源地大兴安岭到海拉尔河入河口，直线长度仅200多公里，而实际长度有两三千公里，两项比有10倍之差。河道弯弯曲曲，环环绕绕，几乎找不到哪怕是百米长的直流。河水两岸万顷牧原一色的菅草，草肥而嫩，形如韭菜，又一色的尺多高，平平茸茸，萋萋蔓蔓，地毯一般。羊群过后，像用机动剪刀剪过，露出一片片新茬，而第二天又长长补齐，照样的萋萋蔓蔓，平平茸茸。莫尔格勒河两岸万顷绿野，是最好的天然牧场，几乎聚拢了陈巴尔虎旗大多数的牲畜。每年牧民都赶着牛羊，在这里度过美好的夏季时光。

作为中国北方最富水的地区，呼伦贝尔为植物、昆虫、水禽及两栖动物等提供了优厚的生存条件。我曾在一个秋天驱车在呼伦湖畔，突遇蜻蜓群飞来，亿万只蜻蜓乌云般笼罩着天空，使太阳失色。那一年，额尔古纳河上游湿地的蚊子还聚拢成柱，高几十米，夕阳照去，飞翅闪烁，像无数个光柱矗立，直到大群燕子飞来，才消失在地平线上。此地生物的繁盛，昭然可见。

据《呼伦贝尔盟志》记载：早在6亿至2亿多年前，呼伦贝尔一带曾是一片海洋，到2亿多年前的二叠纪，海水全部退出，地壳上升为陆地，遍布直蕨、芦木等植物，呈现出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景象。后来强烈的燕山运动及火山活动，形成了大兴安岭和岭西高原的地貌。

呼伦贝尔草原就发育在岭西高原上，草原下面富存的煤炭和石油，以及黑色金属、贵金属及有色金属储藏，就是在侏罗纪晚期形成的。到1989年，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307亿吨（近年又有新煤田被发现）。

距今6000万年前,岭西高原一带开始发育草原，到4500万年前，形成了稳定的草原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的形成对于哺乳类动物，特别是人类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

呼伦贝尔草原出现最早的人类是蘑菇山人，约在两三万年前，他们活跃在海拉尔河流域，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到距今约一万年前，扎赉诺尔人又生息在这片土地上。

上世纪40年代，一个叫远藤隆次的日本考古学家，在呼伦湖畔的扎赉诺尔露天煤矿发现了两块人头骨化石并命名为“扎赉诺尔人”，迄今为止“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共出土了16块，他们被鉴定为蒙古人种，在我国古人类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呼伦湖畔的木得那亚河河口、乌尔逊河河口及沙子山等地还发现了大批制作精细的细石器、骨刀梗、骨针、骨制渔叉以及其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历史文物。

1980年5月，被称为“古生物博物馆”扎赉诺尔煤矿露天煤矿出土了一具猛犸象骨骼化石。这具猛犸象骨骼化石长近9米、高4.5米、门齿3米多长，无论是其体长还是完整程度，都是当时国内同类化石之最。扎赉诺尔猛犸象的出土，为研究距今1万到20万年间呼伦贝尔草原的古生物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与“扎赉诺尔人”头骨和猛犸象化石同层位出土的还有原始牛、东北野牛、野驴、野马、转角羊、大角鹿和长有两只犄角的披毛犀骨骼化石。

由此可见，呼伦贝尔草原自古以来就是生命繁衍的水草丰美之地。

敖包播衍的生存观

草原民歌《敖包相会》是呼伦贝尔人通福的作品，他就出生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巴彦嘎岗苏木（乡）。

“敖包”，蒙古语“堆子”之意。最初是由赶车人上山带石偃车而堆积起来的，曾经被当作旗、苏木、嘎查（村）的界标，后来演变为喇嘛教祭天、祭地、祭祀神灵的图腾。

敖包的石头堆上为什么竖有柳枝呢？这得追溯到鲜卑时代。早在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时就开始了祭林活动，《史记》称其为“大会林”。对此，颜师古是这样注释的：“者绕林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季无林则高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圈乃止，此其遗法也。”蒙古人与鲜卑人同属东胡族系，承用一种“遗法”是很自然的事，这说明，“祭敖包”来源于民俗而非宗教。中华古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对“祭敖包”这种行为最本真的解释就是游牧民族原始的自然崇拜。

牧民相信水是母亲的乳浆，人是不能朝水的方向小便的；草是有灵的，你作践它它就走了，给你留下一片沙地；雁是吉祥鸟，飞到哪里，哪里就吉祥如意，每当大雁、天鹅春来秋往时，牧民就撒米撒奶，像迎送儿女一样；他们还认为“鱼是马魂”，水中有多少鱼，岸上就有多少马，买鱼放生的事也时有发生；牧民指着地上被药死的老鼠，无奈地说：它们本该让鹰吃掉；而问起牧民的家在哪里，他们会指着那片茫茫的草原，那便是家；在草原上放牧，每个月都得迁徙一次，牧民们临走时，会把灶坑填平，灶坑的火要等到完全熄灭，才能倒出去埋起来，然后坦坦然然地赶着一串勒勒车走向新的牧场；人死了被安放在勒勒车上，让牛奔跑，落在哪里，就在哪里挖坑埋葬，再植上草皮，叫作“来自草原，回归草原”。

近年来，全世界都寻找成吉思汗陵，人们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路，但一直无功而返。呼伦贝尔也发现过几处古城，挖掘过偌多古墓群，专家证实它们中有鲜卑人的、有契丹人的、有女真人的，唯独没找到蒙古先民的，原因很简单，来于草原回归草原是他们的生存观。就连元朝皇帝驾崩，都要深埋，然后用10万匹马踏平，不留任何痕迹。一年后牧草生成，几年就复原，任你费尽心思也无法寻找。

呼伦贝尔草原自匈奴时期以来已有几千年的放牧史，正是因为游牧民族以游动不息的生活方式与草原共存，才使得呼伦贝尔草原在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肥美和富足，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保有它往昔的景象：林缘草原林草繁生厚达1米多，主体草原的草平均也有两尺多高，草原上狐、狼、兔、獭出没，鹰、雁、鹤、鸥翔集。“老牛拉大鱼，顺手抓野鸡，野猪进家圈，鹿钻院子里”就是30多年前这里的生态景观。

《呼伦贝尔日报》的摄影记者佟景文先生给我讲过上世纪70年代初乌兰泡鲤鱼洄游的事：“鱼多得使船无法行走，只得任其摆布，有时鱼跳上船来，再把它推进湖里。”那一年呼伦湖渔场捕获1.2万吨，其中60是大型鱼类。

承受变化之痛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进入了这片宁静的草原，给这里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不小的搅动。
1949年后，呼伦贝尔经历了三次大开荒运动，到2001年，全市耕地面积为1998万亩，人均占地耕地7.2亩。边缘草原耕地面积也达到了上百万亩。呼伦贝尔草原的土层较薄，多则几十厘米、少则十几厘米，大犁开过，沙层就裸露出来了。地表植被一经破坏，土地就会退化沙化，难以愈合。

其实，呼伦贝尔草原上原本有两条第四纪风成沙地，即通常所说的呼伦贝尔沙地：北带位于海拉尔河南岸，自嵯岗向东延展80多公里；南带沙地西起甘珠尔庙，东至伊敏河上游。沙地上大多为固定、半固定沙丘，沙丘间有较宽的低地草甸，沙丘的相对高度为5—10米。红花尔基附近的沙地生长有樟子松林，起到了固定沙丘的作用。

呼伦贝尔沙地自从被人类发现以来，几乎没有扩张过，当它扩张的时候，有樟子松和丛生的灌木束缚，这说明大自然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在2006年进行的“蒙东水土资源考察”的结果显示，呼伦贝尔沙地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加上其他沙化土地，总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草原沙化面积的剧烈扩张，肯定是由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

自清朝以来，呼伦贝尔大多时期在建制上为中央直属特区，受到高度重视。清朝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的180多年间，曾在此呼伦贝尔举办过160多次庙会、2次全盟那达慕大会，吸引着海拉尔、满洲里、北京、天津及蒙古、俄罗斯、日本的商旅。一时间商家云集，人声鼎沸。

海拉尔市（即今呼伦贝尔市）建城初始，清政府指定北京城的8家商号来此地经商并长驻，皇帝还向他们颁发了“龙票”。“龙票”是用白麻纸制成的三寸见方的盖有御印的通行证，所到之处必须无条件放行。8大商家开了个头，山西人、河北人、山东人、辽宁人接着纷纷涌入，他们修筑铁路、开凿矿山、采伐森林、经营渔业、自办作坊、淘漉沙金，开发起这片的处女地。改革开放后，呼伦贝尔又以满洲里为基地做起国际买卖来。近年来，能源产业也越做越大。

日愈发达的经济生活对资源的索取也日愈紧迫，这使得呼伦贝尔的生态面临着危机，蕴藏在千里草原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各类重金属、有色金属正被挖掘出来，这个过程势必对局部植被造成破坏，而有别于游牧生活方式的新的生活形态，也正在对草原生态产生沉重的压力。与此同时，呼伦贝尔的文化形态也处在变化之中：狩猎文化已经终结，游牧文化正面临消失的危机。但是，经过千百年积淀、筛选和整合的原生态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链环，它们的消失是我们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