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一个酉阳人的印度之行

一个酉阳人的印度之行

尹锡南

2004年10月25日上午，作为一个访问学者，我在北京踏上了赴印留学的航班。在印度的一年时间里，除了紧张的梵语学习外，我还四处采风，西到苏拉特和巴罗达及孟买，东到加尔各答和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北到圣洁的恒河和佛教圣地鹿野苑，南到克拉拉邦秀丽迷人的库瓦兰椰树海滩。无时无刻，我不在灵魂的喜悦（梵语叫Alaukika Anand）中度过。1871年，著名的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在诗中唱道：“灵魂啊，向印度航行！/为亚细亚的神话，那些原始的寓言作出印证……”惠特曼将浪漫主义幻想赠予东方，我却将灵魂之恋赠予印度，这片诞生了佛陀与无数人类智慧经典的神奇国度。这里，我将自己在印游学经历记录下来，以纪念一段心灵上的印度之行。

一、古吉拉特印象记

古吉拉特是印度最富裕的邦之一。我所在的大学与该邦最大城市阿哈麦达巴德（Ahamedabad）相隔一个小时火车的距离。初来乍到，我们与当地居民互相都感到新鲜。他们说，我们是到这里来的第一批中国人。有的人往往将我们误认为日本人。我们感到特别新鲜的第一件事是，这里到处都有所谓的“中国食物”和“中国饭馆”，其中最常见的是所谓的“满洲里米饭”（Manchurian rice），有时还能在菜单中发现带有四川风味的名字如“潘尼四川辣椒”(Paneer Schezwan Chilly)或“四川蔬菜面”(Veg. Schezwan Noodles)等。后来我发现，中国食物是印度人的一种高级享受。但说实在的，那种“满洲里米饭”我一直吃不来，那是一种特别的米菜混做的饭，与中国饭完全是两码事。

我所在大学地名叫维迪亚拉加（Vidyanagar），译成汉语是“知识之城”。这个学校的布局不是很合理，校园很分散。但校园里绿树成荫，煞是好看。走在路上，只见松鼠在树下跑来跑去，一会儿又窜上树身。不时有群猴在墙上跳来跳去，母猴怀抱小猴跳跃的敏捷令人称奇。路边树稍的鸟叫特别有趣，让人不禁驻足倾听良久。每天，天刚朦胧，我便起床晨读，到楼顶上背诵梵语语法规则和单词。我不光是学有所获，还心有所悟。慢慢地，太阳将害羞的脸从树梢那边悄悄地移上来，惊起林中千百只鸟儿叽叽喳喳，唱和着自然而原始的曲调。不一会儿，松鼠们也起床了，在枝叶间窜来窜去，有的还跑到我的脚边嬉戏。对面楼上有几只猴子十分敏捷地从这层跳到那层，表演着惊心动魄的跳跃杂技。有只猴子跑到一家餐馆的楼顶蓬布上方，伙计就拿出一些熟食招待它，猴子也不客气，抓住便送嘴里。其它猴子了便一拥而上，伙计也煞是耐心，一只只招待它们。这些动物生活在印度，的确算是找对了家园。

印度的牛是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因为宗教传说的缘故，牛在印度教徒眼中视为神圣。一些印度学生告诉我：“牛是我们的第二个母亲。”（Cow is our second mother.）维迪亚那加的神牛们和印度各地的牛一样享福。它们常常成群结队地走在大路上，公交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见了他们都自动避让。它们则大摇大摆地接受这种神牛优先的“优惠政策”。我在国际大学附近就曾看见有人用两头牛拉干草车，在火车上也见过农民以牛耕地，与中国农村无异。不过，古吉拉特的牛基本上保持了神牛的尊严，很少有牛“沦落”到为人干活的地步。累了，神牛们就席地而站而卧，享受树下的阴凉。饿了，它们就到处搜寻垃圾桶，翻检可吃的东西，或是干脆站在饭馆面前，等伙计来施舍它们。他们有的长得膘肥马壮，有的却是瘦骨嶙峋。一旦我看见这些神牛经过，便情不自禁地贴近它们抚摩一把。我小时就是骑在黄牛背上长大，我对牛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多次，我正在买菜，突然发现路边有牛走过，我拿出新鲜的菜蔬招待这些异国的动物朋友。它们也不畏生，很快就消受了我的施舍，然后再晃晃悠悠漫步而去。有次，一头生病的黄牛卧在一家餐馆外边，以乞求的神色望着主人。人们在商量怎么将它弄走，有的则提议应该将它送到医院去医治一番。就在人们讨论来讨论去时，这头神牛却慢慢地咽气了，但它死时眼睛还是望着那家餐馆主人的。神牛的灵性至此，怎不叫人心疼爱怜。神牛有此灵性，又是拜印度人所赐。人牛之间，本有天差地别，但印度这片宗教土地将这些差异消弭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印度。

我们的宿舍附近便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克利希那神庙。当地人称为伊斯功神庙（Iskcon Mandir）。每天早晨便有悠扬的钟声和歌声传出，虔诚的印度教徒们每天的“早课”开始了。我曾去过该庙几次。该庙是当地最豪华的建筑之一。庙内的系列壁画以非常鲜艳的色彩讲述着克利希那从小到大的成长故事。其中克利希那打翻牛奶的一幅生动逼真，最能使人感受到印度教人神之间的亲近无间。庙的正中是地板，正前方是一尊精美的克利希那神像，有几位穿黄衣的印度教出家人轮流侍奉。凡是有人进来拜神，先敲响门边的小铃，再进来匍匐在地，默默地对神心语。祈祷完毕，匍匐者退出，在门口一个器皿中蘸上一点圣水之类的东西放进嘴里品尝后，便悄然而去。那东西不能以是否卫生、只能以神圣二字来度量。

在我们的宿舍，进门处便是一尊印度智慧女神萨拉湿瓦蒂的精美塑像。女神手拨维拉琴，面容慈祥且带微笑，底座即她的脚边常常是不断敬献的鲜花，她的颈项常常戴上黄色的“麻腊”（Mala即鲜花串）。学生们一早起来都要到这里来向女神虔诚膜拜，平时经过也要触摸一下，然后再加诸自己的额头胸前，以示敬意。晚上还要点上明灯，供奉在女神前面。每天早晚七点，都是敬神献祭（Puja）的时候。此时，广播里便传出男声或女声所唱的神歌。虽然我们听不懂古吉拉特语，但歌声中包含的虔诚和神圣却是不可质疑。我们和印度学生住在一起。这时，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在走路或说话，印度学生就会极不高兴地劝阻我们。有的中国同伴感到极不舒服。但是，转念一想，入乡随俗，人之常情。和印度许多大学不同的是，萨达尔·巴特尔大学上午十点是学生下课休息的时间，这时喇叭里便会响起颂神的优美音乐。师生们全体静立颂神。在路上的停在原地颂神。有时，正巧我的梵语老师米什拉先生或巴特尔先生正在给我讲课，他们会在音乐响起的瞬间对我说，咱们停一下吧。然后先生们就开始默想神恩。偶尔遇到米什拉先生讲到兴起，竟然忘记音乐对他的重要性，我就会及时提醒他。在这般神圣的音乐中，我觉得自己的心开始被神圣起来。我尝试以印度方式进入异质文化空间。

印度节日之多，完全堪称世界之最。我在维迪亚那加便见识了不少的节日。印度人用众多的节日来抒发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是一般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我们刚去不久，便是印度最重要的节日灯节（Devali）。那些日子，每天晚上爆竹砰砰作响，我还以为回到了中国的除夕之夜。学校为此放假二十天左右。2005年1月14日，是古吉拉特的风筝节，学校放假三天。那天，我爬上楼顶看书，却意外地发现对面楼上的男女老少，全都在放风筝。大街小巷都是手拿风筝的人们在走动。1月和煦的阳光恰好助长了印度人的风筝热。我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古吉拉特全民皆风筝。大家都在楼顶上放风筝。天空一片风筝的颜色，煞是好看。中国呢，则少有这样的珍视传统。印度人将节日与传统文化结合得很好。”此后，我还见证了霍利节即洒红节。印度人在这一天将脸上或全身互相涂满红红绿绿的颜色。然后再拿上彩粉，四处走动，逢人就洒就涂。大家一片喜气洋洋。那天，宿舍管理员布拉文先生是个老经验，劝我别出去。但是，好奇的我还是走出来到处看了一圈。等我快回到宿舍门口时，几个女学生蜂拥而上，想将我的脸上涂满色彩，吓得我赶忙跑进了门里。但是，仍然有彩粉从后面飞到我的衣服和脑袋上。这些平时腼腆羞涩的女生今天竟然大胆到这种程度，可见霍利节的热烈狂放。后来我还见证了与克利希那有关的一个盛大节日。那是万民聚集的盛大场面。克利希那和女友拉达的塑像坐在车上，任由人们参拜。盛会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有许多警察前来维持秩序，预防恐怖袭击。我和来自北京的同伴陈湘元同去。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些来自意大利、美国、德国、瑞士等国的出家人。他们因为信奉印度教而来到印度，并披上黄衣。有的还会说汉语，原来他们有的人还来过中国。盛会的高潮在晚会的戏剧歌曲表演中。主要内容是表现克利希那及其它大神如梵天、湿婆等的宗教故事。演员基本上是由当地各个机构自愿者扮演，但表演水平很高。我特别关注两个年轻演员。下得场来，我找到后台，竟然发现，那两个演员一个叫哈里希，是英俊的六年级男学生，另外一个漂亮女孩芳名桑吉塔（Sangita），梵语中意为“音乐”，是十一年级学生。印度的节日为什么能达到万民同乐同舞的程度，原因不难在这两个小演员身上找到。中国以前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可是，多年来，娃娃们没有多少心思去踢足球，倒是乒乓球桌前挤满了小脑袋瓜，结果，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的秘诀也就有了答案。印度人潜移默化的宗教心也仿佛有个世世代代的“从娃娃抓起”运动，它保证了传统文化永远不会变质和贬值。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世代流传的舞蹈，如欲保存之推广之，这一条“从娃娃抓起”的战略路线绝对不能丢掉。否则，我们会不断地遭遇自己节日却被他人“申遗”成功的黑色幽默。

在维迪亚那加，我还见识了许多次大路上迎娶往嫁的热闹场面。那些男女老少齐上阵、鼓乐歌舞动地来的情景让人十分眼热。那些新娘子没有中国新娘的哭嫁程序，这是特别的一点。看到这些充满生命活力的节日和娶嫁场景，我在纳闷，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为什么要说，印度文明失去了活力，湿婆神停止了舞蹈。实际上，湿婆神的舞蹈正时时刻刻舞在印度人的心中，千秋万代也不停止。

2005年6月1日，应我的梵语老师巴特尔先生邀请，我带上501卢比（古吉拉特人喜欢数字1），去祝贺他乔迁新居。朋友告诉我，一般人只送25或35个卢比，我觉得那太少了，不足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敬意。我在童年时见证过土家族建新居的隆重和热闹，印度的新居落成典礼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码事。巴特尔先生的新居是一个两层的楼房。我上午十点赶到那里时，见人们正往这里聚集。尽管这是印度最热的时候，但人们仍然打扮一新，兴高采烈地顶着烈日而来。女客仿佛是奔赴比美大会，一个比一个的莎丽漂亮。孩子们也穿戴一新，像小鸟似的飞来飞去。

巴特尔先生将我迎进门去，师母身着鲜艳的莎丽和众多同样打扮的女性客人正坐在底楼的房间里。师母额头上的一颗鲜红的吉祥痣格外注目。人们将我的额头也涂上了蜡黄色。巴特尔先生让我坐在他的身旁，我趁机把装有礼金并写有我名字的礼袋送给了他。地上用砖砌着一个三层台阶似的火炉，里边的篝火燃得正旺。几位年轻的祭司正念叨有词，听上去是一些传统祝词。火在印度传统文化中是神圣的象征，在最古老的经典《梨俱吠陀》中，有位备受称赞的火神阿格尼（Agni），他是祭火的人格化。随着祭司们有节奏韵律的吟唱，巴特尔先生不停地往火里献上米、果蔬之类的东西，大意是祈求火神保佑他们一家财源滚滚。他面前的大小杯盘摆放着各种东西。后来，当盛有燃火的一个盘子在人们面前传来传去时，我也伸出手去，在圣火上象征地抚摩一把，再触摸一下额头和胸口，希望借此感受火神的圣恩普照。巴特尔先生本人是研究吠檀多哲学的博士，早年毕业于古吉拉特大学梵文系。他对于传统仪式的遵循使我感慨。咱们中国的大学教授如此这般的珍视传统者少矣。最使我惊讶的是，仪式进行到某个程序时，师母突然站起来，又弯腰给她的丈夫行触脚礼，巴特尔先生嘴里大约说着什么谦虚礼让之类的话，但其实他心里肯定非常高兴。尽管我不停地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内心中却感到一种清凉，因为我见识了真正的印度文化之一角。这时，我对印度少女们钟情杜巴达（围巾）、妇女们喜戴莎丽又加深了一层格外的理解。

再说说气候。古吉拉特是印度最热的地方之一。只有十二月到次年一月间，天气比较凉爽。四到六月间一般温度在四十度以上。除了上课，我很少出门，常常把门窗紧闭，呆在房间里看书学习，并不停地到水龙头下淋浴。除了感受炎热之外，我还和同伴感受了印度的雨季。维迪亚那加的雨季是从六月下旬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到八月初。雨季来临时，我们多数时候只得呆在房间里，不能上街，因为门前的路积了很深的水，最严重时有齐腰深的水，路过的小车很多都熄火了。不能出去买菜买米，只得付小费，让宿舍的保安甘奴和基督教徒阿拉泊西等人替我们去买。有次雨太大了，自来水和电也断了，我和老陈两人就接了一点天水，凑合着煮了碗面吃。我俩合计，要是水再往上涨，将我们宿舍淹没的话，我们就只能打电话到中国大使馆，让他们请求印度方面派直升机来接我们。幸运的是，后来没有走到这一步。并且，我们事后从《印度时报》上得知，邻近的阿南德、巴罗达、苏拉特和孟买等地发生了比这里更加严重的水灾，飞机停飞，火车停开，很多地方还出现了人员死亡的报告。这时，我最担忧的是那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不知他们怎么才能躲过这一劫难。印度的雨季让人生畏。

2004年12月6日，我与一位中国留学生一道去了古吉拉特第一大城市阿哈麦达巴德。一个小时后，火车将我们带到了当年甘地曾经留下深深足迹、现在是印度第七大城市、人口三百二十八万的阿哈麦达巴德。我们还访问了该地的古吉拉特大学梵文系，与梵文教授潘迪亚（Vijay Pandya）博士进行了交谈。他详细询问了我们的研究兴趣，并安排他的一个女博士阿梅（Amee Joshi）给我们当向导。阿梅非常尽职，带我们去了书店、中国餐馆、莎丽店、服装店等地方。我的同伴陈教授（女士）问她关于印度青年的婚姻问题时，她也大方作答。阿梅是印度当代女青年中的佼佼者，她的言谈举止代表了印度青年积极的一面。阿梅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古吉拉特大学的梵语系目前有七位在读博士，一百多名硕士生和一千多本专科生。这个数字让我们瞠目结舌。阿梅告诉我，梵语系学生找工作不是特别的难，因为有很多职位如教育行业需要梵语人才。

古吉拉特大学的硬件建设似乎没有跟上。它的操场非常简陋，校园规划也没有统一的格调。但是，矗立在大学办公大楼附近的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建立的大钟楼似乎向我们提示了一些含混的信息。由于时间主要被消耗在图书馆里，我们未能进一步对阿哈麦达巴德这个历史名城进行文化采风，但街道两边林立的建筑物和店铺、街道上穿梭往来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机动三轮车（印度人叫奥托）等交通根据向客人目不暇接地展示了这个城市年轻的活力。假以时日，阿哈麦达巴德定会成为印度西部更加漂亮发达的一个中心城市。我期待着对它的下一次访问。

巴罗达(Baroda)是西方殖民者进入印度时期便已出名的一个城市，当地人叫它瓦多达拉（Vadodara），巴罗达是英国人的叫法。巴罗达是印度第十六大城市，人口为一百一十二万。它是阿哈麦达巴德到新德里和孟买的必经之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站。它与我所在大学附近的阿南德火车站只有区区半个小时的火车距离。

2005年4月11日，我去该地作了五天的文化采风。被称为古吉拉特最好的大学即巴罗达著名的玛哈拉贾·萨亚吉瑙大学（Maharaja Sayajirao University, 当地人称M.S.大学）图书馆和学校客房部给予我热情的接待。馆长舒克拉先生经过一番犹豫，破例允许我复印我在该馆搜寻到的许多珍贵资料。客房部经理以每天40卢比的低廉价格让我住下。图书馆一位名叫普拉卡沙的工作人员用他的摩托车载着我到处忙碌，后来还送我到该校最著名的“东方研究所”搜集资料。

该大学学生人数众多，其中还有来自西藏的学生在此就读。主图书馆名为汉萨·梅塔图书馆。里边的阅览室坐满了自习的男女学生。我在图书馆里发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同时，我还在附近的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找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该所与我在古吉拉特大学看到的印度学研究所相比，似乎名气更大。它曾经整理并在1992年同时出版了精校本《罗摩衍那》和梵语戏剧学名著《舞论》等许多著名的印度传统经典。该所收藏的佛经文献很丰富。该所所长瓦德卡先生还指导一个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女访问学者进行学术研究。该所订阅的期刊中，关于中国西藏的一种亦在其中，除此以外，也有研究日本、美国等国的杂志。

在收集并复印资料的间隙，我抽空去参观巴罗达的市容。我坐上“奥托”向市中心地带进发。来到一处湖边，只见一尊巨大的湿婆神像高高耸立在湖水中央，大神的左手拿着武器，面容平静地审视着周围的神庙和白色的建筑物。这位毁灭兼创造之神护佑着巴罗达这方神的土地。然后，奥托将我带到一处人声鼎沸的地方。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些很有气势的建筑物，多方打听才明白，那是英国殖民者在当地修建的法院，它们站在今天的巴罗达，无声地描述着过往的殖民风云。独自前行，便看见大街小巷挤满了购物的男女老少，妇女们各式鲜艳的莎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两边挂满了各种莎丽和服饰，还有无数货摊也在吸引人们的视线。一处卖神像的店铺将我吸引了过去，店里的墙壁上陈列着各种版画形式的神像，如湿婆夫妻、象头神、罗摩和悉多、神猴哈奴曼、迦利女神等，花花绿绿，煞是好看。我信步走进一家莎丽店。几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迎上前来。鲜艳夺目的莎丽店里，没有一个姑娘看守，而全是由这些精干小伙负责，这是印度大部分地方约定俗成的规矩。它显示出印度社会中女性角色的定位现状。抛头露面还不是大部分女性的自觉选择，社会也还不能坦然地接受之。后来我又走进一处建造得富丽堂皇的湿婆神庙，看到许多家庭一起参拜湿婆大神。侧门边还有一处低矮的神庙，一个出家人正坐在里面修行。一个设在路边的小神坛吸引着一波一波的人群。前边的一群人刚结束双手合十的参拜，后边的人又接续着同样的动作。他们脸上的虔诚丝毫不容置疑。这时有一头瘦骨嶙峋的母黄牛走来，有人便以手抚摩它的脊背，再加诸自己的额头，显示对神牛的尊敬。

4月16日，我坐着客车，经过一小时的颠簸，回到了萨达尔·巴特尔大学。巴罗达之行成为印度之行中的一段美好回忆。

5月20 日左右，业师曹顺庆先生托人转告，让我在印度写一篇有关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历史的文章。接到任务后，我便着手准备先后访问印度目前两个单独设立的比较文学系。其中，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郊区的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是印度历史上第二个比较文学系（我于8月18日访问的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是第一个），因为其距离比较近的缘故，我便决定在7月份左右先去访问该系。

7月13日，当雨季的余威稍微停息下来，中断的铁路线被修复并恢复列车营运后，我便坐火车前去印度第十二大城市、人口为一百五十二万的苏拉特。一路上，只见雨季留下的惊心动魄的惨淡印记。最难忘的是铁路边一些树木上搭建了一些简陋的贫民窟，一些不晓世事的光屁股孩子见到火车路过他们身边，高兴地呼叫起来，还有的贫民窟里，大人和小孩衣裳破烂地睡在泥地上。大约三个小时后，火车到达苏拉特。我又叫上一辆奥托，到达郊区南古吉拉特大学的校门口。

我走进校门，径直奔向校园内的比较文学系。这是一个新校园，各种建筑几乎均是新建。到处是椰树成荫，绿草丛生，一派青春气息，象征这个大学年轻的面貌。比较文学系终于到了，它在一栋白色建筑物的一楼。走进去，先见到两个女教授高利和达玛扬蒂，然后走进来的是系主任德赛先生（Asvin Desai）。后者对我的来访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当即将我用摩托载到他的家里，让他的夫人给我弄米饭等东西吃。德赛先生不久前访问过中国。他向我展示了刚从浙江杭州带来的题有鲁迅警句的纸扇和参观西安时买的一个仿制兵马俑。饭后，德赛先生送我回到学校，他不辞辛苦地带我到处办理借书和复印手续。我在这个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书。

次日，我和德赛先生及该系两位女教授一起讨论印度比较文学相关问题。由于此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对印度的比较文学发展所知非常有限，我连他们进行内部文学比较的关键词“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都不太了解。因此，我与德赛先生在“比较印度文学”是否真正的比较文学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为此有些情绪冲动，这非常出乎我的意料。看来，两国比较文学间的交往和了解缺乏深度和力度，这导致我们之间的误会。因为，德赛先生对于我们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倡导跨文化研究并不是很了解，对于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定义不熟悉，而我们对比较印度文学的性质功能的了解也不是特别清楚。误会归误会，德赛先生和其他两位女教授对我还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为此深表感激。

次日，我叫上奥托，去苏拉特城里兜风。首先我去了一家最好的书店，奇怪地发现，那里的店员是几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而一般的店里很少看见姑娘的身影。出得店来，我在城里到处徒步转悠。苏拉特的街道多是由较为狭窄的小巷组成，店铺林立，各种商业活动非常繁忙。使我惊讶的是，这里有几个穆斯林居住区。从我身旁路过的穆斯林妇女或姑娘都一袭黑衣打扮，脸上罩着黑色，只留下两只亮晶晶的眼睛向外界警觉地探望着。返回南古吉拉特大学的途中，经过崭新的建筑群时，我发现，就在它们对面，是一字儿排开的贫民窟，全部用塑料袋或其它物体搭建而成，高度不过三尺。这种明显的对比使人对印度的贫困问题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它也提醒同样属于农业大国的中国必须注意自己的弱势群体。在我们自己拥有众多下岗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资格嘲笑印度的贫民窟的。我们只能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否则，我们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了。

7月16日早上，我坐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