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拉萨踏古：变与不变的圣城（转）

拉萨的中心，在长达1300多年中，一直是大昭寺。

16岁的曲多从家乡那曲来到大昭寺，共走了三个月零八天，他记得清楚，因为他上过小学，知道怎么算日子。“我们很多西藏人记不清楚数字，上过学的也有很多弄不清楚，但我的数学和藏文都很好。”他说。

但他实在是太瘦小了，16岁看起来最多像10岁的孩子。他从家里偷跑出来，到大昭寺转经，这是藏民最仰慕的转经线路。在拉萨，围绕大昭寺共有三条转经路线，呈同心圆而放大:第一条在寺内围绕文成公主随身携带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第二条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第三条围绕林廓路，而第三条路线，其实是围绕藏族人心目中的拉萨一圈——尽管现在拉萨已经扩大了很多倍，但在藏民心目中，还是那个有大昭、小昭的只有3平方公里的圣洁之城。

曲多比起一般来转经的人更要虔诚，一般藏民磕长头只在大昭寺前，寺前20米空间已经被磕出了很深的痕迹。而曲多是每天在八廓街上磕长头，两块木板被摸得发黑发亮，转一圈下来，厚厚的棉背心已经能拧出水来。他换上另一件背心说:“磕长头很舒服，心里特别安静。”与一些四处游走的喇嘛、老人一样，他并不拒绝别人的布施，有时一天下来，能得到30元。曲多并不在意钱多少，他有可能在下一刻就把手中的钱布施给别的孩子。

1936年来到拉萨的英国使团成员斯潘塞·查普曼在他的游记里记载:“拉萨的乞丐非常多，他们并不认为乞讨是不好的行为，有些人甚至以为，劳动是可耻的。”

其实，斯潘塞·查普曼只是看见了表面，大昭寺的喇嘛尼玛次仁告诉记者，在西藏，布施者和乞讨者都是相信轮回的佛教徒，他们布施时想的是，今天我给你，明天就是你给我，所以双方都坦然。

转经目的，是为家乡人健康和中国人的健康，曲多诚挚地说:也包括你。上过中学的曲多能说很流利的汉话。在他看来，花费半年来转一次经是必然之事——结束后，他将回家继续上高中，“我的梦想是考上西藏大学”。

1300年前，文成公主那尊“最神圣的”佛像并没有这样的待遇。文成公主来到拉萨河谷的时候，大昭寺所在地是一片沼泽，她住在黑色牦牛毛编织成的帐篷中，随身携带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只能放在柳树林中，“用帷幕围起来”。西藏博物院原馆长赤烈曲扎说，并不是没有准备好接待这位唐宗室之女，而是当时的吐蕃王国保留了游牧民族习惯，不同季节有不同居所，“住在防风雪的牛毛帐篷里是最自然的事情，而整个藏区，很多地方有文成公主遗迹，说明当时他们也是不断搬家的”。

而文成公主之所以来到拉萨，“因为拉萨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点，正是一个发展中的王朝所需要的”。学者张世文说。

传说中，松赞干布是在一个晴朗的夏日，在拉萨河谷沐浴时才发现这个地方魅力的。

大昭寺是应尼泊尔赤尊公主之请修建的，最早的大昭寺供奉的是赤尊公主所带来的佛像。藏族史书中，关于大昭寺修建有众多传说，最著名的是文成公主按五行学说，为了镇代表藏区地形的魔女的心脏，其实这是汉族风水初传入吐蕃时的反映;另外就是，松赞干布有无数化身，都来帮助建寺，“有一天被赤尊公主发现了，手中斧头落下来，把大昭寺里的狮子塑像的鼻子弄平了”。大昭寺里的狮子塑像是印度和希腊文化结合的产物。

“之所以有这么多传说，是因为吐蕃王朝最有名的信佛者就是松赞干布和他的这两位王妃。王朝灭亡后，已经基本上没有史料证实当时的情况。而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人们又用佛教观念重建了松赞干布形象，也把他称为法王，弘扬佛法的两位王妃也获得空前的尊敬，种种神话就加在他们身上。”西藏社科院民族所的巴旺解释了大昭寺的修建何以没有信史，而只有无数传说的原因。

巴旺说:“文成公主嫁过来3年，松赞干布就早逝了，之后的30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这30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只从后来的一些高僧传记中发现，唐时走唐蕃古道到印度取经的一些和尚受到过她的接待。”在赤烈曲扎看来，文成公主是个“才女”，她背后是整个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她的才华逐渐吸引了松赞干布，慢慢疏远了“娇女”赤尊公主，在文成公主帮助下修订了吐蕃的政治文化制度。这不过只是一种判断，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金城公主嫁到吐蕃时，大、小昭寺的两尊佛像才对换了位置，按照后人不负责任的猜测，可能是因为想对这位唐公主有个交代，“毕竟是她的长辈”。但是据研究，金城公主嫁来的情形并不美好——指定给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她被迫和别人成婚，但她一直努力促使吐蕃和唐修好，非常不容易。

大昭寺自兴建后，香火越来越盛，香火最盛时，天竺、唐朝、孟加拉各国僧人都前来朝拜这两尊佛像。但是从9世纪中叶始，随着吐蕃崩溃，这里不再是政治中心，加上灭佛的朗达玛封闭了整个寺庙，大昭寺彻底败落。直到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创立传召法会，大昭寺才再次兴旺，成为拉萨三大寺举行法会之所。1936年，斯潘塞·查普曼这样叙述他对大昭寺佛像的印象，“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佛像”，“整个佛身上镶嵌着无数宝石，是1000年来信徒长期供奉的结果”。

在大昭寺的118名喇嘛中，尼玛次仁的外表非常平庸，39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脚上的凉鞋也非常破旧。但是一开口，就明白他为什么被称为“博士”了，因为在北京上过大学，所以他的口才非常好。

“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昭寺，一半成了猪圈，另一半是屠宰场。那是拉萨的第二次浩劫。”在尼玛次仁看来，第一次浩劫是吐蕃王国末期的朗达玛灭佛，但那次并不像文化大革命，把这两座庙完全破坏了。

尼玛次仁那时刚刚出生，他听父母告诉他，当时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被剥走了一切珠宝，脸上的黄金也被刮走，显得黑洞洞的，“最可惜的宗喀巴奉献的法冠，上面嵌满了宝石，也彻底不见了”。而小昭寺的佛像则被拦腰截断，后来是班禅大师带人四处寻找，在北京找到佛头，在拉萨一个工厂找到了下半身，才恢复了原样。

大昭寺佛像被恢复后，西藏信徒们又迅速供奉了大量珠宝，最大的绿松石足有巴掌那么大。有些很穷的牧民把家传唯一的红宝石也拿出来，“他们觉得换钱花是不道德的，应该奉献给佛像”。

尼玛次仁更喜欢见的人是从牧区来的“爷爷、奶奶”，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受佛法教化，懂的道理比他这个上过大学的还多。看见他们在寺前磕长头，他说:“他们真是大乘佛教信徒，虽然没上过学，企求的永远是人类的健康和和平。”

事实上，不止牧区，拉萨市区也有众多信徒来这里奉上酥油——每天来这里花两块钱给灯里添油，但尼玛次仁告诉记者，现在的酥油不再是牦牛油做的洁白的了，不知道掺杂了什么。当年的酥油点起来没有烟，味道像“在草原上一样”，现在却有很多烟雾，“据说都是劣质油”。

大昭寺每天有多少信徒前来？没有明确的数字，但是，寺前20米却是白天黑夜都挤满了人。在牧民们不忙的冬春季，这里无法驻足，“虽然后来不断地扩建大昭寺广场，到现在还是装不下所有人”。尼玛次仁说。后来市政府划了黄线，只准在线内磕头，“没有必要嘛”。尼玛次仁说。

上世纪20年代到拉萨的法国女人类学家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来这里时，发现地面已经被磕头者磨深了，往寺里走的时候，她被浇了圣水，之后也给了她一些圣水。大卫-妮尔描述的那个圣水施舍的地方现在还在，黄色类似茶水的冰凉圣水被浇到从远处而来的人们头上，藏民说，这是药水。洗头并且洗涤心灵。

来自四川甘孜州的小喇嘛旺吉10岁就开始学佛法，今年已修行10年，记者见他时，他正在大昭寺门口念经。“才300遍，要念满1万遍才能进大昭寺。”在他看来，白度母化身的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是不能轻易走近的。

而曲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猴子，他说是他朋友，白天转经时候，他把猴子寄放在一个四川人开的小饮食店里，晚上再和它一起玩。

几个四川妇女走过来，她们在此地做生意已经很多年，抱着她们收养的一个藏族女孩，她们给曲多一块钱，说保佑小女孩能考上大学。曲多笑笑，汉人和藏族人的企求是如此不同。大昭寺前的20米空间，其实是具体观察藏族佛教文化的最好地方，尤其是和那些远道而来的转经者一起坐在黑油油的地上时。

黄房子:达赖六世的情诗

英俊的康巴人泽朗王清站在罗布林卡的大幅壁画前，这幅创作于19世纪初的壁画描绘的是拉萨八廓街街景，和我们现在看见的八廓街差别不大——壁画中，他所租赁下来的黄房子就在街的东南角上，和现在位置一样——门前挂着藏式茶馆牌子，“我也成为传说的一部分了，感觉非常美好”。他说。

按照藏族文化，黄房子不是寺庙，就是高僧大德之人所到之所，而世俗的八廓街怎么会有这样的黄房子？这还是因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存在。

80年代是康巴人大举来西藏的日子，“因为拉萨人远不如康巴人会做生意”。王清于是成为拉萨人。1997年，本来做广告生意的他从几个美国女孩手中接下了八廓街上的这家西餐馆，“她们经营状态一直不好”。接下来，他才知道，这里曾是传说中六世达赖、著名的诗人仓央嘉措会情人的地方。而现在，在他努力下，内部装修完全藏化，这里已经成为拉萨最时髦的西餐馆，来拉萨的旅游者几乎都会去一次。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史料特别稀少，按巴旺的说法:“因为神秘，所以后来加给他的故事更多。”虽然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没有定论，但基本事实是，他生逢复杂的政治斗争，而有着诗人灵魂的他并不适合参与这样的争斗。

吐蕃灭亡，经几个世纪沉寂，经宗喀巴到五世达赖时期才逐步复兴。第一个掌握西藏政教的五世达赖继承了松赞干布的传统，令人扩建布达拉宫。拉萨人的说法是，拉萨的很多发明和创造都要归功于“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

五世达赖去世后，他的亲信桑结嘉措密不发丧，清政府追查后，他才奉早已认定的转世灵童仓央嘉措（时年15岁）坐床，自己继续掌控政权。而仓央嘉措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才华，选择了经常性逃离布达拉宫，在民间写作。传说往往从他的诗歌而来，比如他入夜会情人，在大雪上留下脚印，“保不保密都一样”。再比如他穿着金边儿的衣裳去会他的情人，“她皎洁的面庞，好像十五的月亮”。

仓央嘉措晚上去过的房子，被刷上了黄色，“传说中百姓是靠他身上自然散发的香气认出他来”。8年的拉萨生活，他写下了无数情歌，他后来被代表清廷的拉藏汉召集各寺活佛以“不守清规”为名妄图废黜。巴旺说:“也没有成功，但他后来在被召去北京途中病故，不过藏文记载他并没有死，而是在青海、蒙古等地传教。甚至去过中原，这也是布达拉宫唯独没有他的灵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