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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都柏林之行开始于波音777上的追着太阳的旅行。吃完乌兰巴托上空的午餐，然后在新西伯利亚高地上空昏昏沉沉的午睡。当显示屏上的飞机越过欧亚大陆的分界线时，法航的乘务员大叔又为我们送上了配有产于波尔多的红酒的晚餐。然而，外面依然艳阳高照。10小时过得很快，抵达戴高乐机场时是巴黎时间下午2点。候机大厅里人寥寥无几，免税商店里卖的全是世界顶级的奢侈品，我进去装作很有钱的样子晃了几下，偷偷地把欧元标价换成人民币，然后就很识趣地选了个有阳光的地方乖乖地呆着了。
去往都柏林的飞机很小，欧洲人把往返于欧盟国家大城市之间的飞机叫做City-Jet.估计就相当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城际列车。我们登上这架还没有302公交车大的小飞机时，太阳还不肯离去，似乎要一路陪伴着我们到爱尔兰才放心。2个小时以后，我们在一个小型建筑物附近着陆了。用师兄的话说，有食堂那么大。海关叔叔用夹杂着爱尔兰方言的英语问我为什么要到爱尔兰，然后我用夹杂着浙江方言的英语告诉他理由。双方都很有礼貌，彼此都没有怎么听懂，但他还是特别大度地给了我2个月的居留时间，最后不忘问我，够了吗？然后我们就登上了机场门口的air-coach，类似我们的机场大巴，7欧元的票价。我又不由自主地转换成人民币，心疼了半天。车开了，最后一丝晚霞也已经褪去，窗外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都柏林用十年不遇的暴风雨来欢迎我们的到来。
在一个路边的酒吧里，都柏林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贾老师”接待了我们。正在酒吧和同事庆祝结婚30周年纪念日的她放下手中的啤酒瓶，把我们直接接回了她家。一路狂风大作，我趁机和她狂侃台风，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中国每年都有好几10个甚至比这个还大的台风。但是第二天起床时，我们发现河边整排树都连根拔起，我才知道十年不遇并非浪得虚名。
除了住宿上遇到点小问题，拖着行李箱搬了几次家，后来的日子，平静而有规律。平时一般在靠湖的图书馆，偶尔去听老师讲课，还很凑巧地听那里的老师也讲飚哥课上的“Second Image Reversed”；周末逛逛市中心那条类似于王府井大街的O’Connell Street.，很喜欢街口的长着翅膀的女神雕像，每次去都会和她们合影。都柏林的海湾很迷人，那里的沙滩上满是贝壳和发白发亮的石头。有个叫Dun laohairer的小镇，避风港里停满了五彩缤纷的游船。期间去了一个位于都柏林郊区willow mountain里的修道院，里面有两个大湖，有几个公元9世纪的教堂遗址，还有僧人的坟墓，像极了京郊的潭柘寺。我大言不惭地告诉同去的几个外国女孩，北大校园里就有这样的湖，有比这个壮观地多的遗址。以至于她们后来都说：My dream is going to China.
都柏林华人很多，我们几乎随处可见，清洁工、超市收银员、酒吧服务员。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以去爱尔兰上语言学校为名，其实是“享受”爱尔兰8欧元每小时的最低工资。爱尔兰人对我们还是挺友好的，很多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都会问好。但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会被问到，你觉得中国的人权怎么样？你怎么看待西藏问题？你们觉得一党制好吗？等等。他们偏安于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岛，给人感觉还是有些传统，有些保守，往往在他们看来，国际意味着欧洲和美国。我告诉一个爱尔兰男孩，中国也有国际频道时，他很不以为然地问道：你说的国际是指北朝鲜吗？
在都柏林的一个月，过得特别漫长。每当有飞机飞过，我都会想，这架飞机是飞往法国的吗？在那里，我知道了中国的强大有多么重要。有同学问我，爱尔兰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说，我要更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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