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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石刻吕祖文化凝固的历史
大伾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石刻文字随处可见。
吕祖祠依崖而建，位置险要，周围石刻文字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价值上都成为大伾山石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石刻除珍贵的历史文化内涵外，还在书法上融会了真草隶篆、颜柳欧赵各种风格、各种流派，还有道教谶语甚至佛教无字真言等，体现了宗教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特色及发展情况，为研究豫北地区民俗风情、历史沿革、书法艺术、宗教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真实可靠的原始依据和文字资料。
吕祖祠周围的摩崖石刻，主要分布于紫泉别墅、吕祖祠、瀛洲别墅东侧崖壁上，反映的内容有吕祖祠一带的自然风光、道教文化、游览纪实等。在摩崖题字中，年代较早的有明万历八年（1580年）的“杏花岩”、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东皋舒啸”。“杏花岩”题字寓意源出《神仙传》。相传三国吴董奉为人治病，不受酬报，对治愈的病人，只求其种树几棵，数年后蔚然成林。后世常用“杏林春满”、“誉满杏林”等语称颂医家。而“东皋舒啸”则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字体较大的有1米见方的“吏隐岸”、“吹月岑”。“吏隐岸”旧为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宋之问《蓝天山庄》诗云：“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编。”“岸”字不书“山”，以大伾为山。
描写吕祖祠周边自然风光的有“层峦叠嶂”、“翠壁苍岩”。描写景观名称的有“鸣琴坳”、“烂柯崖”、“第一峰”。体现道教文化的有“群玉山头”、“步虚声”、“身到蓬莱”。“群玉山”传说是西王母居处。《穆天子传》郭璞注：“玉山，西王母居者。”李白《清平调》词：“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步虚声”指仙人的境界如步虚空。“身到蓬莱”中的“蓬莱”，是神话中三神山之一，此喻大伾山为仙境。抒发作者心情的有“划然长啸”、“怀禹”、“旧地重游”。“划然长啸”，“划”古通“缅”，破声也。长啸，语出典故“苏门啸”，晋代孙登常以长啸抒发胸中愤懑。在摩崖题记中，年代较早的为清康熙十年（1671年）“重修张真人祠小引”、清康熙年间的“蓬莱得道祖师纯阳吕帝君铭”。体现道教文化的有王寅宾“女女女也，女女女也，女女女也，母母母也”，这些题记为道家谶语。
篇幅最长的当数刘德新“伾山即事三十首限韵”，另外还有“李鸿儒登大伾有感”提出了“愿天下人尽读有用书”的劝学观念，“黄璟植树题记”则提出爱护树木的要求。
此外，楹联是吕祖祠的又一特征。吕祖祠及周围共有楹联26副，仅吕祖祠院中就有20副，主要分布于吕祖洞口、乾元殿前廊铭柱、云封亭铭柱、吕祖祠山门铭柱等处。内容主要体现大伾山吕祖祠周边自然环境、道家仙境等。在吕祖祠山门石柱上对联为：“邯郸道上，黄鹤楼头，一剑西风留禹迹；卫水桥边，浮丘林表，三山海路在尘寰。”这一对联描述了吕洞宾云游四方，后在大伾山修炼的情形。“黄河东去，卫水南来，两派分流，昏塾千秋存禹迹；嵩岳西横，太行北矗，三峰遥峙，登临四顾豁吟眸”描写了大伾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山势特征。
吕祖祠影响了当地的民俗文化
“秧歌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想吃樱桃早栽树，（哎）想唱秧歌舍下脸儿来。”
“一更里小尼姑稳坐一庙堂，手拿着小钵鱼儿两眼泪汪汪。女孩儿家出了家实在多痛苦，在青春不能配少年情郎。埋怨声爹来呀叫了一声娘，提起来那算卦仙闹到了奴心房。他算我不能够活到二九十八岁呀，因此事把我奴送到庙堂。”（《尼姑思凡》）
虽然已经72岁了，郑中和先生唱起秧歌调、扭起秧歌来，还是一身的激情。
这是农历岁末，郑先生说他是为正月初九到吕祖祠朝拜吕祖时准备的。
多少年了，正月初九朝吕祖，已经是浚县正月庙会期间固定化的课目。
这也不能不归功于刘德新。原先，浚县人在这一天是要朝拜玉皇大帝的，自从刘德新修了吕祖祠后，人们为感谢刘德新的功德，也为纪念刘德新，才慢慢改为朝拜吕祖了。
与郑中和同样心情的，还有浚县西街村的社火会首69岁的李顺波老人。
每年的正月初九，他总要带着秧歌队，到吕祖祠朝拜。
十月里来天气寒，八仙过海来浚县。
一阵清风都不见，东山（大伾山）撇下吕祖仙。
正月初九这天，像郑老先生和李老先生这样前来吕祖祠朝拜的社火，就有几十家，狮子、秧歌、武术等表演，从早上开始一直玩到晚上，成为浚县正月庙会的一大风景。
实际上，吕祖祠带给浚县人的，不仅是社火的狂舞，还有民间的工艺。
“我是从吕祖祠那里得到了灵感，才有今天的！”
42岁的民间艺人宋学海先生说。
腊月二十，记者在浚县杨玑吞村见到他时，他正在忙碌地捏着泥塑。
1995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作为民间艺人的他捏出的“十二生肖”泥塑，为他带来了数十个国家级及省级的奖项。而这组“十二生肖”泥塑，产生得也极其偶然。
“有一天，我来到吕祖祠，看到了那里供奉的十二生肖像，当时突然觉得‘十二生肖’很是灵动，回来后就琢磨着捏出了十二生肖泥塑，没想到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为自己带来了荣誉。”宋学海说。
离开吕祖祠那天，天阴了。我最后一次回过头，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团雾岚的大伾山。
隐隐约约，我还看得到那个高耸入云的八卦塔，但吕祖祠的全貌已模糊难辨了。
再后来，云厚厚地、低低地压下来，大伾山慢慢地浸润到了云里。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只宛若方壶的山在云里飞。
耳边仿佛有仙乐袅袅升起，一把剑随着仙乐穿越在雾里。
我不禁想起浚县人固执地给我说的话：世有四仙山，蓬莱、方丈、瀛洲，还有大伾山。
（全文完）
(转自05-02-16/21 大河报)
“黎阳仓与瓦岗旧事”
● 李红军
大坯山麓黎阳仓 “黎阳仓与瓦岗旧事”系列之一
若以山而论，它实在不足与中国的名山大川相媲美，拢共一百多米的海拔，按正常散步速度，两个小时便能走个遍。
但若以“内涵”而论，走遍全国，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被中国文化的符号缀满了的山，“八丈佛爷七丈楼”、摩崖石刻、儒释道的汇集……寸寸点点，抬眼起脚之时，触摸到的尽是文化。
也正因了这密布的符号，你的每一下脚，每一步量，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你仿佛是在循着历史的长路前行，两个小时的路遂无限拓展。
作为文化名山，大伾山像一部大书，可以让你反复阅读。
作为历史名山，大伾山像一条滞重缓行的河，发散着沧桑的流光。
作为“含珠蕴玉”的小山，大伾山像藏着无数期待的迷宫，等你解开。
一位考古专家来到大伾山后，哑然失语，久久停留在山上，任自己耽误了行期。
一位著名作家来到大伾山后，遂无限感慨、饱蘸感情地直叹“相见恨晚”。
黎阳仓究竟在哪里？历史上是个尚未定论的公案。
但众说不一中，有两种说法相对较能让人相信：一是在浚县西南三十里同山南麓（浚县西南）。如今的《辞海·地理分册》、《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全是这种观点。另一说法是在浚县大伾山北麓。《通鉴纲目质实》：“黎阳仓在大名府浚县东二里大伾山北麓，乃隋文帝所置。”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持这种观点。
观点归观点，倒也没争到龇牙咧嘴的地步。
但最近，一位中国最基层的史志办人员撰文指出，黎阳仓就在大伾山，其言之凿，其证之确，实在让人不能不服。
引经据典证黎阳
云层很厚，蕴蓄着不知有多深多厚随时会“轻薄”一下地面的雨。
山也朦胧，天也朦胧。
伴着这样的天气走上大伾山，委实有点儿别致，也符合心情。因为很多很多历史都是在朦胧中“走”出来的。
再次提出黎阳仓在浚县大伾山的，是一个叫刘会喜的人。
他是浚县史志办人员，同时供职于浚县文物旅游局“史志办”。这个“史志办”是浚县文物旅游局的一个独创，为了发掘大伾山文化，该局特意组织了七八个人，在自己的局里设了这样一个“建制”。
就这样，原本在县里从事史志研究的刘会喜，成为“史志办”的一员。
这是个很执著也很平实的人，不善言谈，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却有过“大发现”。今年正月古庙会期间，他发现了不知被多少专家研读过的龙洞前“康显侯告碑”敕文部分，居然是蔡京的亲笔，这无疑更增添了“康显侯告碑”的分量。
站在大伾山北麓，刘会喜肯定地说，黎阳仓至少有一部分就在这里。
但一千多年过去了，在岁月的淘蚀下，哪里还有粮仓的踪影？所有的，只是瓦岗军将领徐懋功之宅，孤零零地戳在山崖边。粮仓，只有靠历史典籍来追寻足迹了。
黎阳仓是隋朝国仓，与东都洛阳附近的洛口仓（兴洛仓）齐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隋末唐初，围绕黎阳仓发生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如大业九年（613年）三月，隋炀帝二次征高丽，命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督运粮秣。杨见天下大乱已起，乃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合谋起兵反隋。六月，杨入黎阳城，大索男夫，取帆布为牟甲。选少壮运夫8000人，杀三牲为盟誓。以讨东莱叛军来护儿为名，令各州县兵集黎阳仓。杨不听谋士李密之计，尽焚停泊黎阳之龙舟，以杨玄挺为前锋，引兵直指东都洛阳。大业十三年（617年）九月，李密派徐世勣领兵五千自原武渡过黄河，与来投李密的元宝藏、李文相等部起义军联合袭破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饥民踊跃参加义军，“旬日得胜兵三十万”。瓦岗军声威大震，中原一带义军和隋朝地方官吏纷纷降附。次年，即唐武德元年（618年），宇文化及为资兵食，引兵攻打黎阳仓，与李密在童山坡大战。宇文化及败走魏郡，瓦岗军亦元气大伤。
刘会喜引经据典，认为黎阳仓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大伾山，绝不在同山。
刘会喜提出四点例证：
清嘉庆《浚县志》引《通鉴纲目》载：“隋文帝开皇三年，诏沿河置仓，运粟以给长安。”据此则《隋书·食货志》载：“开皇三年，卫州所置黎阳仓定当沿黄河。”据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史书记载，隋唐时期，黄河自今滑县城（道口）与滑县旧城间，东北经浚县大伾山东，东北流。大伾山紧临黄河，而同山距黄河有30里，既不临黄河，交通运输又不便，因此，黎阳仓不可能在同山。《隋书·地理志》汲郡有这样的记载：“卫县有朝阳山、同山……黎阳县有仓，有关官，有大伾山……”在地理志中记仓，此仓定非一般，虽未明言黎阳仓，但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舍黎阳仓而无它。既然黎阳仓在黎阳县，那么它只有可能在大伾山，而不可能在同山，因为同山不在黎阳县而在卫县。
隋初无卫县，卫县是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由朝歌县改置。由此可知隋末卫县之同山，隋初当在朝歌县。假如隋开皇三年置仓于同山，那么该仓要么名“朝歌”，要么名“同山”，断不会名“黎阳”。既名黎阳仓，肯定在黎阳县，而不可能在朝歌县同山。
唐著作郎萧德言等所著《括地志》载：“黎阳西南有故仓城，相传袁绍聚粟之所，亦隋开皇中置仓处也。”《括地志》是唐代前期分道计州的地志，当时黎阳仓还在用。它对黎阳仓的记载应是非常可信的。唐代沿用隋末建制，有黎阳县，有卫县。《括地志》既云隋开皇中置仓处在黎阳西南，黎阳仓肯定不会在同山，因为同山当时不属黎阳县而属卫县。
大伾山麓有粮仓
走进历史的长河，刘会喜是个打开话匣便难以止休的人。
“根据《括地志》记载，隋开皇中置仓处即黎阳仓在‘黎阳西南’。这个‘黎阳’史书习惯是指黎阳县城。因此，有必要弄清黎阳城的位置。据《浚县志》：黎阳城系西汉至北宋故城。引《汉书·地理志》：黎阳县属魏郡。应邵注曰：黎山（今大伾山）在其南，河（黄河）水经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阳以为名。又引《水经注》：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凭山为基，东阻为河。故刘桢《黎阳山赋》曰：南荫黄河，左覆金城，青坛承祀，高碑颂灵。又引《元和郡县志》：黎阳县在黎山北。五代因之。
“据文物调查资料，今大伾山东北有黎阳城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000米。面积约1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4至5米，曾有大量汉至宋代瓷器等遗物出土，未正式发掘。据此可知，隋唐之黎阳城在大伾山东北。‘黎阳仓在大伾山’之说正与《括地志》载黎阳仓在‘黎阳西南’吻合。”
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乐史编修的《太平寰宇记》载：“仓城……在黎阳县西南隅，袁绍聚粟之所，亦即隋开皇中置仓处也。”与《括地志》所载大致相同。
《资治通鉴·后晋纪五》载：开运二年春正月，“张从恩等议曰：以相州粮少，不若引军就黎阳仓，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根据浚县地理形势，这一记载也与黎阳仓大伾山说相吻合。
黎阳仓为隋朝国仓，且“唐宋皆仍其制，漕河北粮储以饷京师，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废”。从黎阳仓的影响和作用看，其规制应当很大，在其废后，遗址不可能短时间内消失殆尽。清嘉庆《浚县志·古迹》引载宋张舜民（字芸叟）《画墁录》：“予尝登大伾，仓窖犹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
元代王恽《秋涧集·游东山记》一文，是其至元十八年偕友游览大伾山的记录。文中写道：“遥径北麓，穿苍（仓）城，按观隋唐廪制。”这里即指黎阳仓遗址。据《元史·王恽传》：王恽，字仲谋，卫州汲县人，好学善属文。初拜监察御史。至元十四年拜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元贞元年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大德元年进中奉大夫。大德八年卒。恽留心乡邦文献，至元三年纂《汲郡图志》。汲县距黎阳不足百里，王恽对黎阳的历史风物应当是熟悉的。其时距黎阳仓废止时间不过百余年。他的记述，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黎阳仓在大伾山。
黎山西乃今浚县
不管怎么说，也不管刘会喜有多少经典可引，实际上历史已无法重现。
在时空的辚辚车轮下，大伾山东北之黎阳故城湮没了；大伾山上黎阳仓，不消说眼前之阴霾天空，即便是朗朗天日，也难觅其踪了。
这淹没的历史，往往给人的就是误读。
误读历史，包括误读自己。
那么，对于大伾山黎阳仓呢？
刘会喜认为是后人的误读，那么刘会喜有没有误读呢？
眼前的“懋功食庵”，是根据历史记载后兴建的。远处一片苍茫，因为雨天，尽管极目，总也看不到尽头。
或许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话语霸权实际上往往伴随着错误。
刘会喜认为，后人在读史书时，往往将黎阳城误解为大伾山西之浚县城。
如《资治通鉴》记述宇文化及与瓦岗军争夺黎阳仓的战斗时，有徐世勣避其锋，退出黎阳，聚兵西保仓城的记载。读此记载时，人们便将黎阳城理解为浚县城，认为黎阳仓只能在浚县城西，这样“大伾山黎阳仓”说便被轻易摒弃了。其实，黎阳城在大伾山东北，《资治通鉴》中关于徐世勣退出黎阳，聚兵西保仓城的记载，正与黎阳仓大伾山说相吻合。
另外，宇文化及与瓦岗军争夺黎阳仓的主战场在同山坡，很容易使人产生黎阳仓在同山的误解。如《隋书·李密传》：“化及至黎阳，与密相遇。密知其军少食，利在急战，故不与交锋，遣徐世勣守仓城，化及久攻不下，……与密大战于同山下。”这段记载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黎阳仓之战既在同山下，则黎阳仓定在同山。
唯一的解释是，这次战斗有两个战场：一个在黎阳仓，徐世勣领兵坚守，宇文化及几路大军包围攻打；一个在清淇县（今枋城一带），李密领轻骑兵2万驻扎，与徐世勣以烽火相呼应。每当宇文化及攻黎阳仓，李密就带兵牵制他的后方，致使宇文化及屡攻黎阳仓而不下。
瓦岗军中二将称雄 “黎阳仓与瓦岗旧事”系列之二
两千多年前的那个秦国，商鞅有个精辟的见解，那就是把粮食和战争看作国家的主要职能，一切政令的实施皆围绕这两个目标进行。
观念先导，目的明确，结果秦国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帝国。
秦以降的若干个朝代，乃至海外诸强，在国家的治理上，难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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