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一个酉阳人的印度之行

一个酉阳人的印度之行

尹锡南

二、追寻泰戈尔的足迹

与泰戈尔的初次谋面是在孩提时代。后来，我在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选择了泰戈尔作为研究对象。再后来，我的处女作《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出版。我在后记中写道：“在泰戈尔面前，我就仿佛呀呀学语的儿童面对神秘莫测的大千世界，又仿佛一位朝圣者走在通往心仪已久的圣地途中。每一刻里，我都会静悄悄地对自己说，这边风景独好！”泰戈尔的伟大思想已经化为我的文化血液汩汩流淌。这便使我心中埋下了一粒愿望的种子：去印度朝觐泰戈尔！

我在印度留学的地方、靠近巴基斯坦的古吉拉特邦安定下来后，就筹划着去朝觐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及其故居。古吉拉特在印度的最西边，而国际大学及其诞生地加尔各答市则在东边，中间的距离几乎和成都到北京相差无几。2005年2月16日，我在留学所在地附近的阿南德火车站上了火车，开始了此次朝圣之旅。印度的火车比中国火车开得慢，因此，整整四十多个小时的旅行中，白天我就长时间站在打开的车门边，贪婪地欣赏着沿途农村的原野风光，不时还按下快门，捕捉车门外一幅幅令人心醉的异国风情。到了夜晚，我仍然守侯在车门边，一如既往地饕餮着车门外的印度夜景，直到友善的乘务员前来提醒并关上车门为止。2月18日凌晨2点45分，火车到达加尔各答。我决定先去国际大学。天渐渐亮了。开往国际大学所在地桑地尼克坦（Santiniketan）的本地火车出发了。我兴奋不已，因为过几个小时，我就能看到心仪已久的国际大学了！

我照例站在门边，欣赏着印度风光。过一会儿，孟加拉乡村真实而又绿色的田园风情仿佛是宽银幕场景次第展现在我眼前。路边是农夫们低矮的茅舍或平房，它们被椰树和芭蕉等植物所包围，四周是水塘和长满绿色庄稼的田地。不远处，农民们正在田野里插秧播种，公路上卡车忙碌地跑来跑去，田地里各式庄稼长势良好，不禁让人联想起辛弃疾的婉约宋词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我，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看到这些自小就熟悉的农村场景，眼睛里湿润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泰戈尔那么热爱他的故乡孟加拉，并写出那些启迪人心的绿色句子：“在这样的地方，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凝视着再凝视着自然风光，展开想象的翅膀。”他还写道：“当我在乡间与大自然密切接触的时候，在我身上的印度人气质顽强地表现出来。” （《孟加拉掠影》，刘建先生译）是啊，孟加拉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仿佛一位睿智而温柔的情人，时刻抚慰着诗人永远年轻的心。泰戈尔没有他那个时代里西方人患的忧郁症，他的生命时刻流淌着孟加拉原野自然清新而又生机蓬勃的“韵律”，那是梵语诗学所谓的“艳情味”（Srngara），一种以自然为情人的最美的情味。后来，独立的孟加拉国采纳诗人描写孟加拉田园风光的一首诗为国歌，就是对他的最高奖赏。

任凭思绪漫无天际地流淌，目的地很快就到了。我走出桑地尼克坦火车站，叫上一个人力车夫，告诉他去国际大学。他拉上我就走。这就是真实的桑地尼克坦，让人亲切也使人辛酸的桑地尼克坦。这里没有古吉拉特邦富裕，看不见载客的机动三轮摩托，只有人力车夫赤着脚满面尘垢地拉着车颠来簸去。街道上尘土飞扬，有的人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小贩们推着平板车上的货物穿梭。当街挺立的榕树展开繁茂的枝叶，为她身旁的各式店铺遮挡阳光。店铺上那些眼花缭乱、龙飞凤舞的孟加拉文招牌看得我心花怒放，遗憾的是，我不认识泰戈尔使用的这种书写漂亮、发音柔美的字母。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China Bhavana）即中文系一位比我年轻五岁的印度中文老师阿维吉特·巴纳吉（Avijit Banerjee）先生接待了我。他和妻子曾先后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他是这里说中文最流利的一位。阿维吉特把我送到国际大学附近一家旅馆住下。当天下午，阿维吉特便来叫我去他岳母家做客。老人家为我煎了一种可口的孟加拉甜饼，让我感到泰戈尔后人们对中国客人的热情友好。

次日，阿维吉特便带我参观坐落在国际大学校园内的著名的中国学院。泰戈尔于1921年12月创办国际大学时定下的的宗旨是：“Yatra Visvam Bhavatyekanidam.”（世界在此相汇成为一个鸟巢。）因此，它沿用至今的校名就是“Visva Bharati University”。“Visva”指世界，“Bharati”指印度。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四周只用一些铁丝和篱笆简单地装饰一下，显示了师尊泰戈尔开放式的自然教育理念。这里没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中国高校那些引人注目的校门和招牌，但丝毫不影响它的世界知名度。走进校园，满目只见遮天蔽日、姿态各异的大树。在食堂和印地语学院旁边，就是著名的“中国学院”。这是一栋两层楼式的建筑，正面是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刚劲苍健的题词：“中国学院”。作为龙的传人，看到异国他乡的这几个汉字，我的眼前马上浮现出泰戈尔、谭云山、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等被称为中国学院“三杰”的先贤们的名字。我向“中国学院”深情而虔诚地鞠了一躬，并念叨着：“泰戈尔先生，您年轻的中国朋友来看望您了！”我多么希望泰戈尔和中国学院第一任院长谭云山先生等中国学院开创者能从历史的风云那边走出来，站在面前，让我年轻的手握上一把，将他们慈祥的体温带回中国、带给二十一世纪里的亿万中国人。

阿维吉特先生将我带进他在中国学院的教室。墙壁上贴着他从北京带来的中国版世界地图和其他一些中国画，最使人称道的是有幅画居然是他的名字“Avijit”以艺术字体排列成根根竹子，上下各有一行汉字，可能是他在北京时中国友人为他设计的。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几年没有中文外教了，非常盼望新德里方面派一个来。他自己和学生们想去中国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在国际大学的五千学生中，中国学院的学生不到一百人。我们谈话时，他的学生们陆续到来。我就开始与他们进行交谈，但这些学生的中文表达不太理想，我们没有达到彼此理解的目的。以后的几天里，我与阿维吉特用中文交流，与他的学生们便用英语交流。但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教他们说中文，他们也学得很卖力。

2月19日下午，阿维吉特吩咐他的几个学生阿林、普拉塔麦西、桑托西、丽杜等陪伴我去参观国际大学附近的泰戈尔纪念观。此前纪念观里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奖品被盗，而复制品尚未从瑞典运来，所以保安盘查十分严格。里边不许带照相机拍照。我随川流不息的人群走进纪念观里。这里没有解说员，人们随意观看。纪念观里摆放着许多玻璃柜，展品就在其中。内中两物引起我的兴趣，一是一匣，上面有汉字：“赠太谷儿先生欢迎词之匣。旅缅华侨谨上。1924年3月26日。”二是一个煮咖啡的器具，上有英文：“Gift from China.”（来自中国的礼物。）纪念观四周墙上是泰戈尔的美术作品和关于泰戈尔的各种生活照。让我难忘的是，一幅照片上，临近人生终点的泰戈尔，虽然看上去明显的衰老，但仍然坐着兴致勃勃地观赏姑娘们的翩翩起舞。这才是闻名世界的伟大诗人的真实本性。舞者的活力象征诗人无穷无尽的艺术创造力。乐观而印度的泰戈尔在此得到最印度的完美阐释。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几次去参观中国学院，拍摄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我还爬上屋顶平台参观，想象谭云山生前在此操练他独创的太极神功的情景。我在中国学院内壁上发现了一些宗教色彩浓厚的画，以及谭云山先生拟定并刻在壁上的一幅“稀世珍品”：“本院使命：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云山敬书。”我与印度学生一起，观看了一场晚会，能歌善舞的印度学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还参观了国际大学的中央图书馆和日本学院等分支机构。我惊讶地发现，光是语言方面，国际大学就开设了中文、藏文、日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奥里雅语等印度国内外语种，仿佛一个专业性的外国语大学。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了泰戈尔生前包容世界的办学宗旨。那几天里，我不止一次地漫步在国际大学宽阔的校园里，在根深叶茂的榕树下驻足沉思，在中国学院旁边的静修院（Ashram）面前诗意联翩。在我走过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曾经留下泰戈尔和谭云山等人匆匆的脚步，也留下过徐悲鸿、尼赫鲁和许多著名西方人士的坚实足迹。而今这些脚印已经不在，它们刻在了国际大学的史册上，印在了中印友好交流和东西文化互动的历史版画里。在校园中，我看到姑娘小伙们在苍劲的大树下随处小坐，手捧书本学习或聊天交谈。一个老师在露天的树下正给几个学生上课，仿佛是泰戈尔授课遗风的传承。艺术学院旁边是一些造型各异的根雕，有的屋舍正面竟然被别出心裁地绘成一幅色彩各异、巧夺天工的画。一些来自尼泊尔等印度邻国的学生在此学习，我还遇到两个美丽的英国姑娘，其中一个告诉我，她在国际大学学习美术。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一个中国学生。阿维吉特说，中国学生在此学习是几年前的事了。

离开国际大学前夕，中国学院院长那济世先生（Artatrana Nayak）从外地出差回来了。阿维吉特将我带到他家。那济世先生非常热情地用中国筷子和可口的饭菜招待我。他以前在香港学习了两年中文，也曾到过北京，现在是中国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我们就感兴趣的很多话题交换了看法。那济世先生希望我回国后给他寄一点中国最新的时事方面书籍。他还表达了和阿维吉特一样的急切心理，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够把他们中国学院的中文教师邀请过去进行学术访问。我参观中国学院图书馆时发现那里没有足够的中文新书，甚至没有我们中国学界研究印度的专业期刊《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季刊》等。将那济世先生的话与这些情况联系到一起，我感到心情沉重。比起日本学院的房舍和足够的新日文资料来，中国学院显得有些寒碜。看来，中国政府和学界同人需要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泰戈尔生前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2月22日早上5点半，我离开了桑地尼克坦，往加尔各答方向进发。在车站上，我向前来送我的桑托西挥手告别，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尹老师，再见！”这句告别是国际大学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之一。

当天上午10点半，火车把我送回了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大学相关机构看了我所在大学开的介绍信后，将我送到大学对面的“大佛教协会”（Mahaboddhi Society）住下。我跟一些佛教徒住在一起。

24日上午，我在人指点下，去参观坐落在加尔各答城里的泰戈尔故居约拿桑戈（Jorasanko）。泰戈尔故居的大门气势非凡，主色调是红色，折射出泰戈尔对生命的乐观解读。一块红色的石柱上以英文写着：“House of Tagores, Rabindra Bharati University”（泰戈尔家族故居，罗宾德拉·婆罗多大学）的字样。它的正门是一道红色的小门，上面以孟加拉文印着里边设立的一所大学名称即Rabindra Bharati University。站在庭院中央看去，四周全是红色的建筑物，左边和中间是泰戈尔生平展览的博物馆即他的家族生活起居之处，正前方有一尊前苏联政府赠送的泰戈尔塑像。等到11点时，我买到了参观券。解说员是一个孟加拉姑娘迪普西卡·巴纳吉小姐。她带着我参观了泰戈尔及其家族生前留下的所有生活痕迹。在她的英语解说中，我知道了哪里是泰戈尔父母住的地方，哪里是他妻子蒙纳丽尼的厨房，哪里是泰戈尔演戏排练的所在，哪里是他出生与仙逝合而为一的所在。让人叹息的是，泰戈尔祖上血脉传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竟然再无后嗣。这个博物馆和桑地尼克坦的纪念馆相比，具有更多的生活气息，令人感到亲切。我在观看泰戈尔与世界各国友人的合影时发现一个遗憾的事实：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的那张摄影是泰戈尔与西方朋友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情景，而他到日本和西方的访问则配有他与日本和西方朋友的合影。我当即找到副馆长并对她说，泰戈尔1924年在华与很多中国朋友合影。我希望他们能把那张照片换下来，换上一张泰戈尔与徐志摩、梁启超等人合影的照片。今后还有中国朋友来朝拜泰戈尔的，他们看到这样的照片一定很高兴。副馆长答应了。我还发现，博物馆里有一幅徐悲鸿先生给泰戈尔的画像，在展出的泰戈尔作品的各国语言译本中，冰心先生的中文繁体字译本赫然在列，这多少补偿了我的一些失望。下得楼来，我还到院子后面去参观了一番泰戈尔生前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地方。时间不早了，我回头看看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色圣地，心中念叨着泰戈尔神圣的名字，恋恋不舍地往外走去，但还是一步三回头。我不知道，人世沧桑，命运无常，今后什么时候才能重约拿桑戈的圣地灵音。

一年后的今天，我的面前放着一封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那济世先生一个月前写来的信。他告诉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寄给他们的中文报纸《比较文学报》对于增加中印两国学者的互相了解非常有益。他还邀请我，下次访问印度时，一定去国际大学与他们进行学术讨论。阿维吉特在我回国后一直与我保持电子邮件往来。他几个月前告诉我，国际大学终于又有了一位中文外教马刚。我的思绪老是飞到国际大学，我知道，我的心已经留在了那里。泰戈尔1924年离开中国时，友人问他，你落下什么东西没有，诗人深情而幽默地回答说，没有，只是我的心落下了。我与泰戈尔师尊的心互相落在了对方的国度里，这难道不是跨文化对话的魅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