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四川日记中文版：新的重庆

Here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our Sept. 13 print piece about Chongqing:

欧逸文

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

翻译：卢静娴

重庆 –一只老鼠无精打采地从一家小旅馆的床底爬过。这里一个铺位一晚2块钱。墙顶到处是蜘蛛网和电线。怀着改变生活的美好梦想，很多人从乡下来到城市，住在这个地下三层小旅馆里。

正如移民曾改变了美国的中心地带，这些移民也深刻改变着中国。重庆的城市化是一场全国性的考验。重庆经常被喻为19世纪的芝加哥。在马克吐温眼里，芝加哥总是充满了创新，不断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联合国预测明年全球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作为全球变化的一部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影响将是世界性的，从疾病流行到海产品价格。

城市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每个中国人，不仅包括象姜太平这样的农民，也包括陶然居老板娘严琦，她把一个街头小铺发展成一个全国连锁的餐饮企业，员工多达17000人。“这将是五星级酒店房间，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私人花园，”严琦领着我们参观正在重庆闹市区建设的一个豪华饭店。一个身着象牙白制服的员工跟随其后，替她拿着Fendi钱包。当严琦找不到Land rover的车钥匙时，他飞奔去寻找。

姜太平、严琦和其他成千上万农民被同样的直觉所激励，他们都希望追求更好的东西，一辆更好的车，吃上更好的饭，受更好的教育，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

张天宝是农民的儿子，现在是重庆大厦 (Chongqing Mansion)的大堂经理。“这个沙发要9万多块钱…这个钟是香港买的，花了13万多。这面墙全部是大理石。”说着他又拿起餐厅硕大的菜单，认真地说，“这是重庆最大的菜单，重6.5公斤。”

虽然超大城市还仅露雏形，重庆的雄心随处可见。10年前这个城市还不出名，为人所知的事实可能就是二战期间史蒂威尔将军的基地所在地。不久以前，市中心的亮点也不过就是大约八层楼高的解放碑，它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所建。

今天一座座新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其中一座模仿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长江和嘉陵江上航船往来如织。在过去五年，重庆就新建了八座大桥、八条高速公路和八条铁路线。市政规划官员声称，重庆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平均每个月高达10亿美元，这样的建设速度将持续10年。

重庆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总数为3100万，加上郊县面积相当于缅因州。不过城区的面积还在扩大，今后十年重庆将吸收500万外来者，相当于每年都有华盛顿那么多人口搬入重庆市。

学者James Kynge认为，重庆城市化的速度是芝加哥19世纪扩张速度的8倍，而当时芝加哥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

重庆扩张的原因显而易见，市区居民平均年收入可以达到1470美元，几乎是郊县居民的四倍，而且差距还在扩大。

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毫无疑问也是有代价的。重庆市的环保人士吴登明介绍说，“这里是清水溪。”但桥下却是一条污浊不堪的沟渠。各种废弃物给重庆带来沉重的负担，水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转，每天将大量污泥排泄到江河。在重庆，长期见不到太阳，整个城市笼罩在烟雾中，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看，污染也很严重。

吴登明说，一组新的管道将在年底投入使用，提高水处理能力，届时清水溪可能会还以原貌。城市化将如何影响中国及中国以外的地区，全球环境专家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中心区域。

设计公司American SinoTech首席执行官Rob Watson表示，中国农村在变，全世界都跟着变。他的公司为重庆市政府在节能措施上提供建议。“当一个农民搬到城市，他消费的资源是住在农村时的三倍。随着财富的增加，比如看上等离子电视，这个倍数还要提高。”

中国城市化带来的压力并不仅仅在土地上，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繁荣，充满都市气息，但贫富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美国，而接近拉美国家的那种警戒水平。随着城市的扩大，贫困人口会越来越贫困。

重庆市历史学家王康说，农民占中国全部人口的80，但只拥有15的财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社会，两个学校系统，两个医疗系统。这两个社会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最大的风险。”

如果这两个社会之间、城乡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有某种连接的话，上文提到的那个肮脏的小旅馆或许就是。

这里的房间空气浑浊，走廊尽头是个小楼梯，顶多象轮船悬梯一样大。住宿客人来自四面八方，都希望能在这里挣上四五倍的收入。大部分时候，100张床位全部客满。

他们在日落后陆续回来，有些人倒在房间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打盹。很多人挤在电视房里，那是唯一光线明亮的地方。空气里充满了汗味和辣椒油。一些人赤膊打牌赌点钱。

这些人就是重庆有名的棒棒军，因为他们随身携带着竹棒，可以用来背东西挣钱。每个人都还记得他们背过的最重的东西，比如姜太平，曾背过重达 300磅 的猪蹄。

这些人并不是初次进城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为人父，一些已经是祖父，却不太有手艺。他们自称，退休又太早，可再学新技能又太迟。

他们谈起钱来就像狂热的信徒谈起上帝。“只要多挣钱我什么都愿意干。”42岁的农民张小平说, 他两鬓稀薄，却有着肌肉发达的前臂。“我想做生意，但我哪有钱开始呢？”

他们的故事几乎都是一样的。自己辛苦的工作，这样儿女就不必如此劳作。他们骄傲地谈着孩子的英语。大部分人的孩子仍在农村，妻子在家乡种地，或也在远方打工。

小旅馆是一位50开外身材瘦削的人开的，谈起这些移民工他说，“一人打工，全家脱贫，全家打工，迈进小康。”

姜太平是重庆移民大军中的一员。他身材结实，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日落后，他就回到这个栖身之地。“回家了。”他说着并放下竹棒。这是他吃饭的家伙，每天靠这个工具帮人背东西能挣100来块钱。

虽然条件简陋，这个寄宿之地却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变化。30多年的改革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毛禁止棒棒军干活。他可不让人象这样随意流动。”55岁的民工杜全生说，“你只能呆在农村种地，现在你愿去哪就去哪。”

午夜时分，打牌的人已经四散。房间里响起低沉的鼾声。灯光彻夜都亮着，这是房东用来保证安全的一种措施。

凌晨时分，棒棒军们又起来了。露天的盥洗室象一条无言的生产线，牙刷杯放在左边，脸盆在右边，很安静但也秩序井然。

早晨7：30, 寄宿房已经空无一人。姜太平从床边拿起他的竹棒，沿着楼梯朝楼外的光明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