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重走西口路（十八）：乌兰巴托日记①（11月1日）“大圐圙”的一城青烟

在蒙古国一家音乐学院留学的道尔吉

10：50整，列车徐徐进站。就在10分钟前，我们看到的还是乌兰巴托郊外的矮楼、栅栏和一个冰冻的小湖；半个小时前，是偶尔从车窗掠过的牧民的一小片毡帐或圆木搭建的房子；一个小时前，尚是草黄鹰飞、雪压群山的景象……而现在，在肥胖和善的列车员大妈的提醒声中，经过19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从二连浩特来到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年晋商北上到俄罗斯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一站：库伦。

按事先的约定，接站的是从内蒙古鄂尔多斯来蒙古国留学的道尔吉，一个刚21岁的小青年。在火车站前等他过来的半个小时中，我们注视着乌兰巴托：各种各样的汽车将旅客从中国带来的大包小包塞进去轰鸣着开走；偶有踏长筒靴、穿戴民族服装的黑红脸膛的老人走过；来来往往的人操着在内蒙古已听得很“熟”的语言；一只硕大的黑鸟在低空盘旋两圈，居然停在楼顶唱着摇滚MTV的液晶屏上……

谁能想到，脚下这片土地，百余年前曾是号称“西帮”的晋商一言九鼎、叱咤风云的地方呢？

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时尚小青年，清瘦的道尔吉把头发染成黄褐两色，不同的是他显得有些腼腆。他来乌兰巴托已有三年，在一所艺术学院学一种只有蒙古国才有的民族乐器“角笛”（音）。他很熟练地拦下两辆没有标志的“出租车”，把我们安顿在他们学校对面一家内蒙人开的旅馆。

来之前翻看资料，蒙古国面积足有156.65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250万，150万人还集中在乌兰巴托（包括50万流动人口），其他100万人则零散分布在乌兰巴托之外的21个省，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同行的北方新报首席摄影记者通拉嘎是蒙族人，讲得一口流利的蒙语，但一到乌兰巴托就傻眼了：能大概听懂人们说话，但满街的文字一个也不认识。原来，蒙古国通行的是喀尔喀蒙语，发音与国内使用的历史悠久的老蒙文几无二致，但写法早已面目全非———1945年，该国将蒙文改造为俄文字母———听得懂看不懂，通拉嘎为此郁闷不已。

除了满街不同的文字，乍一看去，乌兰巴托与中国的北方城市没有太大区别。

这座古老的城市，与中国特别是晋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程度上，它的经济曾经被晋商“主宰”多年。雍正五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扩大通商的《恰克图条约》，确定邻近库伦的俄罗斯恰克图为通商之地。在库伦的晋商得到信息，捷足先登，参与恰克图的开埠和市场创建，最终形成垄断局面，独霸恰克图市场170余年，使恰克图成为我国对俄贸易中心及通往俄国腹地的桥头堡。在1924年之前，乌兰巴托叫“库伦”或“大库伦”（蒙古语为“大寺院”之意），但中国人更多地以“大（音为‘窟略’）”称之———这也是一个在山西北部方言里耳熟能详的词，意为四面围起来的地方。在国内寻访时，曾与一些老人谈起过这个城市，他们脱口而出的往往是“大”，而不是“库伦”或“乌兰巴托”。

午饭和晚饭都在附近一家叫“华蒙”的中餐馆吃。据道尔吉介绍，乌兰巴托生活方式相对欧化，当地人多吃蒙餐和西餐，价格不菲。有意思的是，吃饭时才知道，蒙文中的“白菜”、“青菜”、“西瓜”的发音，与汉语的发音一模一样。更有意味的是，在蒙古国，“中国人”的另一个蒙文发音是“伙计”，据说与当年晋商在此做生意不无关系：晋商经营的店铺里，小伙计将一件件商品递给当地人，在不断的招呼声中，跑来跑去的“伙计”，便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

傍晚的乌兰巴托，满城烧木柴的呛人味道，大异于与白天空气的清爽。一问，原来乌兰巴托只有部分城区供热，郊区或附近山上的居民们早晚多烧木柴来取暖，所以一到傍晚，便是一城青烟，满鼻烟火。

遥想当年，西出口外奔波数千里到此的山西人，也是在这样浓郁的烟火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