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十九）：乌兰巴托日记②11月2日博物馆藏有常家“大珍玉”印章

乌兰巴托的早晨阳光灿烂。上午9：30，一行人赶到乌兰巴托城南一个叫“zaican”（音“翟善”）的小山上。山顶建有一个纪念台，画有众多人物的弧形圆壁高悬，拱卫着纪念台中心的火炬。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乌兰巴托市。极目远望，乌兰巴托南北两面连绵起伏的群山在阳光下一览无余。山脚下，缓缓流动的图勒河如一条玉带沿城而过，其上一座立交桥将城市东西分隔开来。道尔吉介绍说，桥的名字叫“和平桥”，是中国政府早年间援建的，前段时间刚修缮过。

昨晚分析研究一番，决定今天重点到蒙古国民族历史博物馆寻访。博物馆位于乌兰巴托市中心，是一座朴素庄重的长方形建筑，与著名的苏赫巴托广场、议会大厦仅隔一条马路。与国内的布展方式类似，展览从史前时期开始，到近代结束。我们注意到，在四层楼的各个展厅内，有中国印记的文物并不多。到三层的东展厅，才看到一枚唐开元通宝，之后又见到些翡翠嘴的旱烟杆、鼻烟壶之类。其中旱烟杆和蒙古族的腰刀火镰并列放着，对比之下令人玩味。蒙古民族服装的专题展览中，诸多衣服上绣喜字的带子、“寿字不断头”图案等，一望便知是中原服饰风格。

“这里有汉字印章！”一声轻喊打破博物馆的静谧。闻声过去，发现三楼西展厅西北角的一个展台里，七方印章一字排开。印章大小不等，辨别良久，并参考拓片，七枚印章的材质和内容大致如下（从右至左）：1、长方形木章，“大珍玉”；2、木立章，“德泰公记”；3、木立章，福星图案；4、直钮铜章，蒙文；5、长方形木章，“杨纪”；6、木立章，“光绪”；7、青白玉章，从拓片看既似图案又似草字。七枚章材质有玉、木、铜三种，仅木章就有五枚，或乌木或红木，其上残存的红色印泥清晰可见。引人注目的是，印章上方有两本厚厚的账簿，账脊上用毛笔写有“中华民国九年”、“正月”、“十二月”字样。账本长约一尺，宽半尺，厚寸许，下衬红布与竹编组成的包裹皮，显然账簿的主人对其十分看重。

一阵惊喜涌来：凭直觉，这一定是当年晋商在乌兰巴托经商时的遗存！特别是“大珍玉”的名称，似曾相识：难道这枚外表普通的木章，是著名的榆次常家“玉字连号”商号曾经使用过的？

展台左侧，是一块石碑样的东西。定睛一看，先前的惊喜变成了狂喜：居然是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凯旋前的亲笔勒铭！

可以说，漠北旅蒙商的起源和一些知名晋商的发达，得益于康熙皇帝的这次亲征以及随后他允许汉人入蒙的开明政策。旅蒙商在库伦经商，正是始于清康熙年间，最初仅12家，均为晋商。到民国十二年时，仅设在库伦东营子的“西帮”大商号，就达到333家，且多为大宗批发，所运货物以茶烟酒为主。这块刻石与可能是晋商辉煌时期的商号使用的印章比肩而邻，还有什么安排比这更巧妙、更意味深长呢？

令人兴奋的发现接连不断。作为博物馆的标志性藏品之一，馆外平台左侧有一口锈迹斑斑的古钟，走出博物馆细看时，发现它居然出自山西人之手！“山西丰镇府顺城街广明炉吉日造”，“大清光绪三十年立”，“执事人刘秉元”等字样，都传达出一个信息：如今的乌兰巴托，当年的“大圐圙”，确凿无疑是晋商活跃并称雄一时的地方。

晚上回到住处立即查阅资料，果然，在《晋商研究》（刘建生等著）一书中，明确记载“大珍玉”即榆次常家“玉字连号”之一。其与“大升玉”、“独慎玉”、“大德玉”、“大美玉”、“大泉玉”等“玉字号”一道，构成了榆次常家从库伦到恰克图、莫斯科进行国际贸易的“舰群”。

在晋商中，常家以开布铺起家，获得厚利后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晋商中，经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首推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150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被称为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如今，榆次车辋村尚留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常家庄园。但常家后人是否知道，在数千里之外的蒙古国，有一枚“大珍玉”的印章